反思非典肆虐北京致命因素
人们常说今天高度发达的时代是信息时代，足见信息在当今社会的举足轻重。环顾我们周围的信息媒介，广播电视报纸不说，手机短信伊妹儿，人类的信息武装到了牙齿。然而在这次北京非典的大爆发时，我们却突然发现：今天人类几乎是赖以生存的信息失灵了——
发源
说起非典，曾被媒体报道为第一例的是广东河源紫金县的黄杏初，他的发病时间是2002年12月10日。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曾被广东佛山石湾医院治愈的佛山的弼唐乡45岁的庞某，他的发病日期是2002年11月16日，应该是真正的一例。
当时还没有非典这个名词。之所以能找出佛山的病例，是参加河源会诊的广州专家在现场想起了一个月前佛山也发生了这样一起“特殊肺炎”。这个专家就是参加了广东最早三起非典病例会诊的广州中山大学三附院的副教授邓子德。
对不明传染病的发现应该说是个危险信号，但人们似乎忽略了及早发出这个信息的重要性。随后，非典以高速度在广东蔓延。
, 百拇医药
稍有常识的人从非典病人的增长的蔓延速度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种高速传染的新病。根据我国1989年出台的《传染病防治法》和医卫系统的工作惯例，此时应立即收集并在规定渠道和范围内发布的信息有：发病时间，病情态势，治疗效果，地理分布，病人职业，人员接触等重要资讯。
然而，起码至今没有看到北京的医疗系统得到过这些信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3月16日接诊了第一例非典病人，在采访中该院院长庞鹤说，“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收到过如何预防SARS的文件，更没有什么诊断标准或防治手册。”
今天我们能知道的是，广东方面由政府正式发布信息的时间是2003年2月1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此时已距首发病例日87天。广州6个市的非典病人已发展到305例，死亡5人。
中央媒体较早报道的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2003年2月16日的节目中做了非常简单的报道，大意说的是非典并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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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由于信息的梗阻，使我们丧失了把非典控制在局部的最初也是最宝贵的时机。
来到北京
不是笑话，北京人最早听到与非典有关的信息是广东的白醋脱销，板蓝根走俏。当时谁也没和自己和本地联系起来，忽略了现代交通的便利；由于缺乏必要信息，当然更不知道传染病的凶猛。
而就在广东的疫情刚刚得以缓解时，几千里外的北京很快就不平静了。
2003年3月5日上午，军队著名的传染病医院302医院接到301医院电话，说前一天来院就诊的山西三名患者需要转院。
这就是现知的北京最早的非典病例。27岁(女)做珠宝生意的山西人于某，2月18日去广东进货时被感染，23日回到太原后，跑了三家省会一流医院，她还告诉大夫自己是从广州回来的，会不会得了非典，结果都说是“感冒”，不会传染。她没有得到更多关于疾病的信息，当然也就不会做任何防范，与家人同吃同住。于是，家人相继病倒。这次进京就诊的是先期人马——她和她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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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电话后，302医院极负责任地同意立即接诊。但是接的是个什么样的病人？要采取什么样的防护措施？医护人员要不要防护？一无所知——他们没有获得任何相关信息!
3月5日16点30分，由北京市急救中心派车把于某三人送到了302医院。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说：“当时转院时不了解情况，所以人和车都没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302医院传染一科秦恩强医生后来回忆当时，于某三人来时是一个走着两个抬着，仅戴了副薄口罩就来了。他说，“如果我们提前获取了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
由于信息的梗阻，没能引起应有的警惕。最后的结果是：于某一家八口陆续全被感染，父母先后病故。而302医院收了这一例非典病人后，前后三十多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就包括那位令人崇敬的已退休的姜素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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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北京
如果说，广东距离北京还比较远，现代的信息手段和传染病防治的严格规定都不足以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的话，那么同在北京一地的医院该比较容易沟通了吧？事实上远非如此。
在3月5日北京见到首例非典病人于某的10天后，3月15日晚，从香港探亲回京的74岁的李某(后被称为北京“毒王”)来到北大医院急诊。由于北大医院此前并不了解非典的各项相关信息，难以确诊，做了一般处理，李某在观察室输液2小时后，就离去了。
现在知道的，这位李某是北京的第二个非典病例，他在香港曾到过导致非典蔓延的那所威尔斯亲王医院。威尔斯亲王医院的非典疫情本是广州去香港喝喜酒的老教授带去的，这回算是“出口转内销”了。
次日即3月16日，输液后并不见效的李某又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想寻求中西医结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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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加过抢救工作的东直门医院急诊科医生江其敏说：“当时我们谁都没见过这种病例，只是从各种小道消息上觉得有点像广东的非典。无奈之下，我们打电话给广东的一家医院(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咨询，结果接电话的人还不敢说，让问卫生厅去。后来还是一个护士胆大，给我们介绍了情况。”
由于信息的梗阻，先不说这两例——于某和李某是如何来到北京的，奔走中都接触过什么人，仅就北大和东直门这两所医院而言，由于没有信息，没有采取防护措施，两院急诊科参加治疗和抢救的医护人员基本全部撂倒。最后，仅东直门医院一处便感染73人，其中包括16名医务人员。东直门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段力军和一名护士殉职。
再看这位李某来京的一路：李某与财政部的一位司长同机，这位司长也被感染；而后，这位司长又与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位官员同机同座，国际劳工组织的官员感染后在京不治身亡。
在信息封闭的状态下，非典的传播链条就这样悄悄地连接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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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染病的防治来说，还有一个比医院更靠前的部门，就是各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这次非典爆发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连他们的信息也遭遇了梗阻。
在采访北大医院时，该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介绍了一个本院的病例：“我们急诊科的一个护士发烧了，我们自己拿不准，请了疾控中心的人来看，他们说不是非典；我不踏实，坚决做了隔离留观。过了几天，又请疾控中心的人来看，还说不是。最后一周过去了，确诊为非典。我们很后怕，这个人如果放回去，得接触多少人就无法估计了。”
由此看来，在未采取严厉隔离措施前，大量患者四处游动的状态，不能不说是传染的主要途径。以至到了今天，我们采访的多数患者说不清是在哪里招上的。
而严厉且有效的隔离决策的作出，依据只有一个——信息。
被扭曲的信息渠道——“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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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非典信息的发布上，出现了一个本不该有的主角——手机短信。由于主渠道信息梗阻，迫切需要信息的百姓便用手机短信的方式传开了“民间”信息。当然这里就少不了言过其实的成分了。
且不说主渠道信息的姗姗来迟，就是公布的信息也让人明显感到，距离身边的事实太远。以非典开始在北京蔓延的4月为例，政府有关部门召开了两次新闻发布会。
4月3日，会上通报北京有非典病人12例，死亡3例；4月13日，北京有非典病人22例。
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在接受采访时说：“到4月11日，我们的非典病房全满了，进不了病房的，就躺在不通风的留观室，最多的时候躺着100多个非典病人。”
我们注意到，如果别处的病人统计上还有困难，而作为卫生部直接管理的人民医院与卫生部只一墙之隔，眼神好的人，从卫生部办公室的窗户里就应该能看到人民医院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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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职业良心，301医院的蒋彦永教授再也无法忍受了，在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4月4日，他在网上把掌握的真实情况向新闻界做了披露。
情况透明后的发展如大家所见，中央采取了果断决策，与信息透明同步的是非典疫情的被遏制。
今天，许多医护人员都认为，“北京流行非典，信息不畅应该列为第一大因素。”
非典信息的恶意使用
在这次非典的爆发中，有些方面对信息缺乏应有的重视(姑且先这么说)，而有人却在此时表现出了对信息异乎寻常的重视。先看广东：今年2月，当非典闹得沸沸扬扬时，由于有关方面迟迟不发布信息，于是有个外国制药公司(排名世界第六的瑞士罗氏公司)站了出来。他们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此次流行的疾病是禽流感，全世界只有他们新生产的药品“拉菲”是特效药。随后，他们的医药代表深入100多个医院，趁势推销。立时他们的销售额激增10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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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很快就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钱他们是赚走了。事后他们公司的上海总部解释说，这是下面所为。
由于信息缺位不仅给了不法商家牟利的机会，而且严重了还会直接危害到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秩序。
无独有偶，在著名的河北省安国药市，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情形：非典的流行让药贩子们喜形于色，他们高度重视非典信息，当听说中药可能防治非典后，迅速沟通信息，控制药源，大肆提价，有些药材如贯仲，最高时提价近百倍。
有的药贩兴奋地说，“得多少年能赶上这么一回呀，这时候不涨啥时候涨呀!”
信息缺位的危害
危害之一：彻底丧失了隔阻非典的时机，造成了疫情的大面积蔓延，不仅我国26个省市自治区发生疫情，而且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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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之二：使人们对政府信息丧失信任感，以至对后来发布的真实信息也不相信了。如焦点访谈前不久报道的天津某地农民企图纵火烧毁隔离病区的过激行为，不能不说与我们早期没有一个良好的信息渠道有关。
温故知新
我们国家已经多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疫情了。前不久纪念爱国卫生运动50年，从电视上我们又看到了50年代初抗美援朝时发生的一幕：
当时我国政府曾谴责过美国对我东北边境实施过细菌战，面对可能爆发的疫情，我国政府首先实行了信息的透明化，不仅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发布消息，而且号召全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当时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生活普遍贫困，但经过广泛宣讲教育，发动群众，形成了一次全民的讲卫生运动。
美国的细菌战始终没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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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不是对信息透明的重要作用会有个重新认识呢？
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对流行疾病爆发的抵御，决不可能是医疗单位内部的事(更何况医疗单位内部也没有信息)，必须是全民参与，才能众志成城。
人类首次遭遇的非典终将过去，明天的天空依然蔚蓝。但我们在这次战胜非典之后，不敢说以后不会再遇上什么突如其来的冲击。不能反躬自省就不能避免重蹈覆辙。那么，是不是今天也该问一句：下次，我们该怎么办？
日前，我们终于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研究员周汉华已经开始主持制定我国第一部关于信息发布的相关法律规定了。我们期盼着，这部法律的公布实施，能在下一个非常事件的到来之前。, 百拇医药(张东风)
发源
说起非典，曾被媒体报道为第一例的是广东河源紫金县的黄杏初，他的发病时间是2002年12月10日。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曾被广东佛山石湾医院治愈的佛山的弼唐乡45岁的庞某，他的发病日期是2002年11月16日，应该是真正的一例。
当时还没有非典这个名词。之所以能找出佛山的病例，是参加河源会诊的广州专家在现场想起了一个月前佛山也发生了这样一起“特殊肺炎”。这个专家就是参加了广东最早三起非典病例会诊的广州中山大学三附院的副教授邓子德。
对不明传染病的发现应该说是个危险信号，但人们似乎忽略了及早发出这个信息的重要性。随后，非典以高速度在广东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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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常识的人从非典病人的增长的蔓延速度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种高速传染的新病。根据我国1989年出台的《传染病防治法》和医卫系统的工作惯例，此时应立即收集并在规定渠道和范围内发布的信息有：发病时间，病情态势，治疗效果，地理分布，病人职业，人员接触等重要资讯。
然而，起码至今没有看到北京的医疗系统得到过这些信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3月16日接诊了第一例非典病人，在采访中该院院长庞鹤说，“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收到过如何预防SARS的文件，更没有什么诊断标准或防治手册。”
今天我们能知道的是，广东方面由政府正式发布信息的时间是2003年2月1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此时已距首发病例日87天。广州6个市的非典病人已发展到305例，死亡5人。
中央媒体较早报道的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2003年2月16日的节目中做了非常简单的报道，大意说的是非典并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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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由于信息的梗阻，使我们丧失了把非典控制在局部的最初也是最宝贵的时机。
来到北京
不是笑话，北京人最早听到与非典有关的信息是广东的白醋脱销，板蓝根走俏。当时谁也没和自己和本地联系起来，忽略了现代交通的便利；由于缺乏必要信息，当然更不知道传染病的凶猛。
而就在广东的疫情刚刚得以缓解时，几千里外的北京很快就不平静了。
2003年3月5日上午，军队著名的传染病医院302医院接到301医院电话，说前一天来院就诊的山西三名患者需要转院。
这就是现知的北京最早的非典病例。27岁(女)做珠宝生意的山西人于某，2月18日去广东进货时被感染，23日回到太原后，跑了三家省会一流医院，她还告诉大夫自己是从广州回来的，会不会得了非典，结果都说是“感冒”，不会传染。她没有得到更多关于疾病的信息，当然也就不会做任何防范，与家人同吃同住。于是，家人相继病倒。这次进京就诊的是先期人马——她和她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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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电话后，302医院极负责任地同意立即接诊。但是接的是个什么样的病人？要采取什么样的防护措施？医护人员要不要防护？一无所知——他们没有获得任何相关信息!
3月5日16点30分，由北京市急救中心派车把于某三人送到了302医院。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说：“当时转院时不了解情况，所以人和车都没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302医院传染一科秦恩强医生后来回忆当时，于某三人来时是一个走着两个抬着，仅戴了副薄口罩就来了。他说，“如果我们提前获取了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
由于信息的梗阻，没能引起应有的警惕。最后的结果是：于某一家八口陆续全被感染，父母先后病故。而302医院收了这一例非典病人后，前后三十多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就包括那位令人崇敬的已退休的姜素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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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北京
如果说，广东距离北京还比较远，现代的信息手段和传染病防治的严格规定都不足以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的话，那么同在北京一地的医院该比较容易沟通了吧？事实上远非如此。
在3月5日北京见到首例非典病人于某的10天后，3月15日晚，从香港探亲回京的74岁的李某(后被称为北京“毒王”)来到北大医院急诊。由于北大医院此前并不了解非典的各项相关信息，难以确诊，做了一般处理，李某在观察室输液2小时后，就离去了。
现在知道的，这位李某是北京的第二个非典病例，他在香港曾到过导致非典蔓延的那所威尔斯亲王医院。威尔斯亲王医院的非典疫情本是广州去香港喝喜酒的老教授带去的，这回算是“出口转内销”了。
次日即3月16日，输液后并不见效的李某又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想寻求中西医结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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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加过抢救工作的东直门医院急诊科医生江其敏说：“当时我们谁都没见过这种病例，只是从各种小道消息上觉得有点像广东的非典。无奈之下，我们打电话给广东的一家医院(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咨询，结果接电话的人还不敢说，让问卫生厅去。后来还是一个护士胆大，给我们介绍了情况。”
由于信息的梗阻，先不说这两例——于某和李某是如何来到北京的，奔走中都接触过什么人，仅就北大和东直门这两所医院而言，由于没有信息，没有采取防护措施，两院急诊科参加治疗和抢救的医护人员基本全部撂倒。最后，仅东直门医院一处便感染73人，其中包括16名医务人员。东直门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段力军和一名护士殉职。
再看这位李某来京的一路：李某与财政部的一位司长同机，这位司长也被感染；而后，这位司长又与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位官员同机同座，国际劳工组织的官员感染后在京不治身亡。
在信息封闭的状态下，非典的传播链条就这样悄悄地连接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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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染病的防治来说，还有一个比医院更靠前的部门，就是各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这次非典爆发时，我们惊讶地发现，连他们的信息也遭遇了梗阻。
在采访北大医院时，该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介绍了一个本院的病例：“我们急诊科的一个护士发烧了，我们自己拿不准，请了疾控中心的人来看，他们说不是非典；我不踏实，坚决做了隔离留观。过了几天，又请疾控中心的人来看，还说不是。最后一周过去了，确诊为非典。我们很后怕，这个人如果放回去，得接触多少人就无法估计了。”
由此看来，在未采取严厉隔离措施前，大量患者四处游动的状态，不能不说是传染的主要途径。以至到了今天，我们采访的多数患者说不清是在哪里招上的。
而严厉且有效的隔离决策的作出，依据只有一个——信息。
被扭曲的信息渠道——“民间”？
, 百拇医药
在这次非典信息的发布上，出现了一个本不该有的主角——手机短信。由于主渠道信息梗阻，迫切需要信息的百姓便用手机短信的方式传开了“民间”信息。当然这里就少不了言过其实的成分了。
且不说主渠道信息的姗姗来迟，就是公布的信息也让人明显感到，距离身边的事实太远。以非典开始在北京蔓延的4月为例，政府有关部门召开了两次新闻发布会。
4月3日，会上通报北京有非典病人12例，死亡3例；4月13日，北京有非典病人22例。
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在接受采访时说：“到4月11日，我们的非典病房全满了，进不了病房的，就躺在不通风的留观室，最多的时候躺着100多个非典病人。”
我们注意到，如果别处的病人统计上还有困难，而作为卫生部直接管理的人民医院与卫生部只一墙之隔，眼神好的人，从卫生部办公室的窗户里就应该能看到人民医院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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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职业良心，301医院的蒋彦永教授再也无法忍受了，在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4月4日，他在网上把掌握的真实情况向新闻界做了披露。
情况透明后的发展如大家所见，中央采取了果断决策，与信息透明同步的是非典疫情的被遏制。
今天，许多医护人员都认为，“北京流行非典，信息不畅应该列为第一大因素。”
非典信息的恶意使用
在这次非典的爆发中，有些方面对信息缺乏应有的重视(姑且先这么说)，而有人却在此时表现出了对信息异乎寻常的重视。先看广东：今年2月，当非典闹得沸沸扬扬时，由于有关方面迟迟不发布信息，于是有个外国制药公司(排名世界第六的瑞士罗氏公司)站了出来。他们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此次流行的疾病是禽流感，全世界只有他们新生产的药品“拉菲”是特效药。随后，他们的医药代表深入100多个医院，趁势推销。立时他们的销售额激增10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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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信息缺位不仅给了不法商家牟利的机会，而且严重了还会直接危害到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秩序。
无独有偶，在著名的河北省安国药市，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情形：非典的流行让药贩子们喜形于色，他们高度重视非典信息，当听说中药可能防治非典后，迅速沟通信息，控制药源，大肆提价，有些药材如贯仲，最高时提价近百倍。
有的药贩兴奋地说，“得多少年能赶上这么一回呀，这时候不涨啥时候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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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之一：彻底丧失了隔阻非典的时机，造成了疫情的大面积蔓延，不仅我国26个省市自治区发生疫情，而且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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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之二：使人们对政府信息丧失信任感，以至对后来发布的真实信息也不相信了。如焦点访谈前不久报道的天津某地农民企图纵火烧毁隔离病区的过激行为，不能不说与我们早期没有一个良好的信息渠道有关。
温故知新
我们国家已经多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行疫情了。前不久纪念爱国卫生运动50年，从电视上我们又看到了50年代初抗美援朝时发生的一幕：
当时我国政府曾谴责过美国对我东北边境实施过细菌战，面对可能爆发的疫情，我国政府首先实行了信息的透明化，不仅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发布消息，而且号召全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当时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生活普遍贫困，但经过广泛宣讲教育，发动群众，形成了一次全民的讲卫生运动。
美国的细菌战始终没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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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不是对信息透明的重要作用会有个重新认识呢？
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对流行疾病爆发的抵御，决不可能是医疗单位内部的事(更何况医疗单位内部也没有信息)，必须是全民参与，才能众志成城。
人类首次遭遇的非典终将过去，明天的天空依然蔚蓝。但我们在这次战胜非典之后，不敢说以后不会再遇上什么突如其来的冲击。不能反躬自省就不能避免重蹈覆辙。那么，是不是今天也该问一句：下次，我们该怎么办？
日前，我们终于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研究员周汉华已经开始主持制定我国第一部关于信息发布的相关法律规定了。我们期盼着，这部法律的公布实施，能在下一个非常事件的到来之前。, 百拇医药(张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