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血压病证治演变“透射”中医理论发展
本课题采用机检配合手检等多种方法，收集1949年～2007年北京地区作者及名中医运用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的文献198篇，分为4个阶段：1949-1966年为第一阶段，1967-1986年为第二阶段，1987-1996年为第三阶段，1997-2007年为第四阶段。并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建国以来文献中出现的证型、病例、病性、病位、用药药类频数最多的前5位分别进行排序。
高血压病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病名，在古代中医文献和临床经验中都无此称谓。自西医东渐，高血压病之名称才在中医学中频频出现。从建国以来中医文献的收集、整理，也发现随着时代的迁移，中医对本病的认识有所变化。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从建国以来至今，大多医家对本病“本虚标实”、“上实下虚”之机理已达成共识，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医对本病认识的不断深入。
在建国之初，中医界对高血压病的认识多受现代医学的影响，即发病与高级神经活动的失调有关；其次，从本病以“眩晕”为主症，易出现“中风”、“偏枯”的危害，通过中医“审症推机”方法，将本病多与肝联系，常常用“肝阳”、“肝风”作为高血压病的代名词。从该阶段证型分布结果亦可看出：以肝为中心，证型以肝肾阴虚、肝阳、肝风、肝火为主。结合证素统计，在病机认识上，其虚主指肝肾阴虚，有部分阳虚、血虚和气虚；其实以火、阳、风为重，还有部分为津停、气滞所致。第二阶段，阳虚、气虚证增多，出现血瘀致病认识。此时之“虚”不仅是肝肾阴虚，还见肾脾气虚或阳虚；而“实”中津停和血瘀越居在“风”之前。第三阶段，气滞证、津停证取代了“风”，痰瘀互结致病的观点渐显端倪；第四阶段，突出表现在血瘀证备受医家的关注。
, 百拇医药
从证素分析结果也可看出，气滞证、血瘀证和津停证在前两阶段出现的频数很少，甚至缺如，自第三阶段这些证型逐渐增多。气、痰、瘀等的病机出现，其一，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节奏的加快、人际关系的复杂，心理压力的负荷等因素导致了本病发病的增加；其二，表明中医医家们对本病的认识不断深入，已由肝肾之虚，风、火、阳之实，推广至痰、瘀、气等多因素致病。
从用药规律分析，建国以来文献各阶段药物分类中补虚药、清药热和平肝息风药居前3位，这与本病的本虚标实，实以火、阳和风为主的病机一致，但活血祛瘀药第一阶段已列在第5位，说明医家在治疗本病时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活血祛瘀药，但对血瘀证在本病地位的认识却是近10～20年才提高的。
从病位的认识演变看，第一阶段只表现在肝、肾和心三脏。事实上，限于当时医家对本病认识的粗浅，对高血压症、高血压病和高血压引起的靶器官损害没能完全鉴别开，所以将高血压致心、肾、脑的损害用心悸、水肿和中风来分型治疗，因而对病位的认识还是应视以“肝”为中心；第二阶段增加了脾，认识到本病不仅肝肾阴虚而阳盛可致病，脾肾阳气虚而痰湿盛亦可致病，这就为后面痰瘀互结的认识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除增胃腑外，肾在本病发病的作用提升到与肝齐平，反映出本病之本在肾虚，其标多表现为肝实之机；至第四阶段，病位在上述4脏1腑的基础上，还提出了“毒损络病”的观点，从病位认识的变化上佐证痰瘀之毒导致本病的机理。
综上所述，北京地区建国以来对高血压病证治认识规律的演变，是由粗浅至深入、从单一到全面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医对本病在理论认识上不断发展：不只有肝阳、肝风之理，还有痰湿、气滞之论，并不断涌现出痰瘀互结、毒损络病等学术观点，它为辨证施治现代病，挖掘和丰富中医理论提供了参考。(本研究课题是北京市中医药科技项目。其他研究成员有：范晔、刘宁、邹世洁、刘文兰、李冬华、郭丽娃、史青、张炎。), 百拇医药(邹志东 首都医科大学 黄毅 北京中医药编辑部)
高血压病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病名，在古代中医文献和临床经验中都无此称谓。自西医东渐，高血压病之名称才在中医学中频频出现。从建国以来中医文献的收集、整理，也发现随着时代的迁移，中医对本病的认识有所变化。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从建国以来至今，大多医家对本病“本虚标实”、“上实下虚”之机理已达成共识，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医对本病认识的不断深入。
在建国之初，中医界对高血压病的认识多受现代医学的影响，即发病与高级神经活动的失调有关；其次，从本病以“眩晕”为主症，易出现“中风”、“偏枯”的危害，通过中医“审症推机”方法，将本病多与肝联系，常常用“肝阳”、“肝风”作为高血压病的代名词。从该阶段证型分布结果亦可看出：以肝为中心，证型以肝肾阴虚、肝阳、肝风、肝火为主。结合证素统计，在病机认识上，其虚主指肝肾阴虚，有部分阳虚、血虚和气虚；其实以火、阳、风为重，还有部分为津停、气滞所致。第二阶段，阳虚、气虚证增多，出现血瘀致病认识。此时之“虚”不仅是肝肾阴虚，还见肾脾气虚或阳虚；而“实”中津停和血瘀越居在“风”之前。第三阶段，气滞证、津停证取代了“风”，痰瘀互结致病的观点渐显端倪；第四阶段，突出表现在血瘀证备受医家的关注。
, 百拇医药
从证素分析结果也可看出，气滞证、血瘀证和津停证在前两阶段出现的频数很少，甚至缺如，自第三阶段这些证型逐渐增多。气、痰、瘀等的病机出现，其一，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作节奏的加快、人际关系的复杂，心理压力的负荷等因素导致了本病发病的增加；其二，表明中医医家们对本病的认识不断深入，已由肝肾之虚，风、火、阳之实，推广至痰、瘀、气等多因素致病。
从用药规律分析，建国以来文献各阶段药物分类中补虚药、清药热和平肝息风药居前3位，这与本病的本虚标实，实以火、阳和风为主的病机一致，但活血祛瘀药第一阶段已列在第5位，说明医家在治疗本病时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活血祛瘀药，但对血瘀证在本病地位的认识却是近10～20年才提高的。
从病位的认识演变看，第一阶段只表现在肝、肾和心三脏。事实上，限于当时医家对本病认识的粗浅，对高血压症、高血压病和高血压引起的靶器官损害没能完全鉴别开，所以将高血压致心、肾、脑的损害用心悸、水肿和中风来分型治疗，因而对病位的认识还是应视以“肝”为中心；第二阶段增加了脾，认识到本病不仅肝肾阴虚而阳盛可致病，脾肾阳气虚而痰湿盛亦可致病，这就为后面痰瘀互结的认识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除增胃腑外，肾在本病发病的作用提升到与肝齐平，反映出本病之本在肾虚，其标多表现为肝实之机；至第四阶段，病位在上述4脏1腑的基础上，还提出了“毒损络病”的观点，从病位认识的变化上佐证痰瘀之毒导致本病的机理。
综上所述，北京地区建国以来对高血压病证治认识规律的演变，是由粗浅至深入、从单一到全面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医对本病在理论认识上不断发展：不只有肝阳、肝风之理，还有痰湿、气滞之论，并不断涌现出痰瘀互结、毒损络病等学术观点，它为辨证施治现代病，挖掘和丰富中医理论提供了参考。(本研究课题是北京市中医药科技项目。其他研究成员有：范晔、刘宁、邹世洁、刘文兰、李冬华、郭丽娃、史青、张炎。), 百拇医药(邹志东 首都医科大学 黄毅 北京中医药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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