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医生患者“劝架”
《医者仁心》触动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脆弱心弦
编剧、主演畅谈医患间人与人心与心的珍贵交流
2010年12月20日，电视连续剧《医者仁心》在中央8套播完最后一集。之前的11天里，一个叫做“仁华医院”的地方每晚“粉墨登场”，成了中国医患矛盾的总爆发地，红包、回扣、医闹、医疗事故、天价医疗费等，几乎所有医患矛盾中的关键问题都有涉及，这里凝聚了无数患者的理解或不理解，凝聚了无数医生的沉沦或坚持。
就像《蜗居》触动了百姓生活中“房价”这根脆弱的心弦，《医者仁心》第一次尝试触动了另外一根——“看病难和看病贵”，几乎所有人都想知道，要解决这一问题，究竟路在何方？这部戏的编剧徐萌对《生命时报》记者坦言，“我就像给医生和患者劝架”，《医者仁心》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呼唤所有医生情感和道德的回归，让他们重新找回医者的尊严；也让患者多了解医生，知道医生也是人、医学也有局限。尽管看完这部戏，有患者觉得把医生写得太完美，但也有医生因为这份理解而泪流满面。徐萌认为：“批判很容易，改变却很难。”她不是简单地抨击，而是为所有医生树立了一个榜样与标杆。有篇评论说得好：一部好剧就是一座桥，这座桥上行走着“沟通”，来往着“包容”，传递着“感恩”。从节节高升的收视率、卫生部部长陈竺亲自参加座谈会探讨这部戏的意义，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对于改善医患矛盾，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可能让我们远离痛苦，迎接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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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焦点：没有尖锐，只有深刻
《医者仁心》用戏剧化的手段集中反映了医患矛盾，让很多观众不禁生出“这个医院怎么老出事”的想法。这些矛盾如果放在现实生活里，个个都够得上“社会新闻”事件，引得群情激奋，然而在电视剧播放后，却并未引起轩然大波。用徐萌的话来说，原因就在于“这个戏里没有尖锐，只有深刻。”对于这些问题，“如果剧本没处理好，编剧没看透，没摆对，就变尖锐了；处理好了、摆对了就是深刻。”
焦点一：护士长的堕落与自我救赎。作为仁华医院的护士长，刘敏一出场就因为在护理一个低钾患者时去换衣服，最后患者死亡，她被指责失职，受到家属打骂，成为矛盾的中心。由于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家人，丈夫为此和她离婚。孩子考上舞蹈学院，为了给她准备高昂的学费，刘敏铤而走险将医院的血浆和白蛋白卖给血贩子，事发后自杀，留下一封遗书，指责医院为了自身利益对医疗事故含糊处理，让她对这个行业感到寒心和绝望。刘敏的行为并未引起观众的愤慨，反而是巨大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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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二：天价医疗费引发的矛盾。有钱人钱宽的父亲得了心脏病，为了弥补对父亲的感情缺失，他不仅给医生送红包，还要求一定要用最贵的药治疗。父亲去世，钱宽结帐时发现医疗费高达180多万，治疗单上每天要做十几二十次的检查，灌近两百斤重的药水，人死3天后还开出了药费单。卫生局调查组进驻医院，心外科主任钟立行主张向全社会坦诚地公布医疗方案，澄清真相，并承认确实存在害群之马，导致多收费、乱收费、重复记账。医院领导为此受到处分，但大胆承认医疗管理上的问题却取得了社会的谅解。
焦点三：换肾男孩的父母对医院从感激到怀疑。副院长武明训收治了一个患有尿毒症的男孩王欢，并因为他家庭困难，同意他的父母延缓交纳医疗费用。王欢在换肾后由于爆发性肝炎而死亡，他的家里欠下医院三十几万的医疗费，受天价医疗费影响，怀疑医院治疗失当，将医院告上法庭。钟立行替武明训出庭，真诚地指出，患者死亡，医生所感受到的绝望与家属是完全一样的。而王欢母亲一句“为什么死的偏偏是我的儿子”，揭示出医患矛盾中，患者往往将命运的不公所带来的心理不平衡转嫁到医生和医院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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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四：为医院利益隐瞒真相。心外科主任医师王冬在把握不够的情况下，为苏教授进行不停跳心脏搭桥手术，结果手术失败导致苏教授死亡。医院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对家属进行了隐瞒，虽然私下对王东进行了狠狠地斥责、让其自动离职，但这种不公正直接导致了不少有良知的医生对医院巨大的失望。
焦点五：媒体妄下结论煽风点火。医院出现问题时，记者叶惠林为追求轰动效应，以“仁华医院处置不当致人死命”等耸动的标题煽风点火。部分媒体夸大医疗纠纷、只关注负面问题，越来越将医患放在对立面上，不利于解决矛盾，是这部剧所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记者的困惑：“我们去医院采访，没有人认真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回到报社，天天听的都是患者的抱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焦点六：医药代表无孔不入。医生徐达恺辞职以后做了医药代表，利用医院的人脉推销药品。他手下的另一个医药代表林秀不惜和医院副院长上床，通过出卖肉体获得好处。这是社会现状，也是医疗剧无法回避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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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主演：不只抨击，更要呼唤
医疗剧难写，要写出一部不回避现实、直面矛盾的医疗剧更是难上加难。《医者仁心》这部电视剧究竟想告诉观众什么？它为医患矛盾所提供的，是怎样一条解决之道？2011年1月7日，《生命时报》记者对该剧的编剧徐萌和主演谢君豪分别进行了独家专访。
生命时报：您是怎么想到拍一部医疗剧的？
徐萌：这几乎是每一个编剧的梦想，因为它专业、技术壁垒高，所以有挑战。从另一个角度说，医疗剧的出现代表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美国上世纪90年代拍出了《急诊室故事》，它的编剧是个小镇上的外科医生，花了21年的时间写剧本，记录看病心得。我是从2002年开始，用了5年的时间体验生活、收集材料。最初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待了半年，各科室几乎转了个遍，然后陆陆续续采访了上海华山医院、瑞金医院等几十个医生，买了五六千块钱的医学书，《心血管分布图》、《肾移植手册》、《内科大查房》都看，不仅是为了不说外行话，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医学知识，才能知道医生看世界的方式。写台词时，要从一个患者的思维方式，转换到医生的情感、医生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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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时报：医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您说过，他们很孤独。
徐萌：是的。体验以前，我心目中的医生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灵魂高贵，受人尊重。体验后我发现，他们其实和普通人一样，甚至比普通人更单纯，更孤独。他们生活在医学的白色巨塔里，常年艰苦读书，就希望有成功的一天。这种沉迷造成他们对外界的任何八卦、花边新闻都没兴趣。他们必须孤独，才能保持对医学的专注。在他们身上，总有一种学生气，而不是市井气。他们说话也秉承了科学的训练，直来直去，没有拐弯抹角，用最简短的语言传达最准确的信息。
生命时报：这种思维方式是造成医患矛盾的一个原因吗？
徐萌：对，这带来很多负面效应，比如患者认为他们粗鲁、冷漠，受不了他们说话的直中要害。在他们的教育体系里，不缺生理、化学，但缺少人文情怀。一个是大的人文情怀，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终极探讨；一个是人情世故，家长里短，告诉你怎样说话才有人情味，这种能够让人感觉到温暖的东西。但患者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些。在情感诉求上，医患之间存在着需要和供给方面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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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时报：在2002年以前，中国的医患矛盾并没有这么严重，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愈演愈烈？
徐萌：2002年，高法出台了“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编者注：指除非医务人员能提供相反证据，否则就推定该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当时在人民医院，亲眼看见，一夜之间医患关系就变了。检察院有人来给大家讲座，医院请人来培训医生，指导怎么写病历。有个带教老师跟我说：“过去是1%的希望都要救，现在是没有100%的把握就不敢救。”这个行业一下子从救死扶伤变成自我保护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衍生出“医闹”的职业，开始有一句话叫“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
生命时报：这一规定对整个医疗行业有什么影响？
徐萌：当然这一规定的出台有它的考虑，比如以前医疗纠纷中，患者要复印病历、拿医疗记录等，确实根本拿不到。但这10年，我们为这个规定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医生这个行业的心被伤透了，同时这个行业也堕落了，医院为了保护自己，底线后撤，从道德撤到了法律。一下子把医患对立起来了。这实际上是美国行医的一套体制，但美国一开始就把医生当成个赚钱的职业，走的是法律体系，而我们的医生受到的教育是“医患一家”、“医者父母心”，走的是道德(医学伦理)体系，完全不是一码事。而且美国是诉讼社会，医生有社会保险体系来支付高额的诉讼成本，我们没有。从救死扶伤一下子变成医患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肯定要防卫过当。包括患者和医生，全部防卫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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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时报：要解决这一矛盾，您觉得应该怎么办？
徐萌：我希望对于医患之间的各种问题，不是简单地抨击，而是通过呼唤理想，呼唤职业精神，呼唤知识分子的回归来解决。只有他们回归了，患者才有福气。所以这部戏写的是人和人、心和心的关系。不用去说请拥抱啊，请理解啊，只要你看一眼就行了。就像最后江一丹和小保姆的对话中，小保姆所说的：“我不求你对我多好，你用一眨眼的功夫看看我们这些人就行了。”这部戏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互相都多看一眼。患者要理解这个行业，看到医学的极限，医生也是人，是人就有差错；媒体也不要过于渲染，给他们太大的压力。要用彼此的包容勉励医生，让他们往前走。如果太苛刻，只能逼得医生离开这个行业。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吗？不能。这是现实，你要学会接受现实，要一点点来。
生命时报：很多人觉得钟立行是个过于理想化的医生，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徐萌：钟立行的确不真实，因为目前的教育体制和医疗体制，已经很难培养出这么伟大的医生了。我写钟立行不是在歌颂医生这个行业，而是在教育医生群体，为他们树一个标杆，树一个榜样。医生，就要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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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时报：对于大家都很关注的“医改”，您觉得最应该改的是什么？
徐萌：我不是专业人士，不敢给什么意见，只是凭我的理解说几句。我觉得医改最重要的是增加投入。医患之间因为情绪而引发的矛盾最终都可以化解，但因为钱而起的矛盾，因病致贫、人财两空，最难解决。除了要完善医疗保障制度，还要建立各种专项基金，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尿毒症患者的专项基金，把他们的医保提上去。那些连就医意识和能力都没有的人，是整个社会的伤口，医保首先要解决的是他们的问题。
生命时报：这部戏对医改会起到哪些促进作用？
徐萌：陈竺部长对我们说，这部戏给推进医改起了重要作用。我想原因在于，全国780万医生，面临着巨大的职业压力。这个戏要把他们的心暖过来，让他们重新找到光荣感，找回医者的尊严，以后在和病人沟通时理直气壮，成为医改的推动力。
生命时报：作为一个香港演员，您觉得内地和香港医院的最大差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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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君豪：我在香港当过一年的护士，在骨科病房，抬病人、量体温、倒大小便，印象中忙得从来没慢慢走过，全是跑，洗手把手都洗破了。在内地只是偶尔去看病，觉得两个地方的共同点是人都很多，需要等很久，但制度不一样。香港看病不用先付钱，从进医院到离开，只要拿着身份证就行了，政府负担费用，住院自己也交很少的钱。不像内地，生病了去看，挂号要排队，付钱又要排队，非常辛苦。在香港，门诊通常先找私家医生，国内没有。私家医生听起来很高级，其实就是个诊所医生，普通伤风感冒等小病去找他看，要是大病，就由他签个字，转诊去大医院看。香港也有态度不好的医生，但大多数医生没那么忙，收入又很高，所以态度都不错。拍这部戏之前，我也听过“医患矛盾”这个词，但感受没那么深刻。从没听说过有“医闹”，看剧本时很惊讶，还问身边的人，真的那么猛啊，还打医生？以前香港也有个别医生收取红包、回扣的事，但廉政公署建立后，查的很严，就越来越少了。
生命时报：对于钟立行这个角色，演起来最难把握的是什么？
谢君豪：不是某个地方难演，而是这个人总体很难把握，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你不能把他演成一个圣人，对诸多细节，要去慢慢把握、调整。他的孤独、专注、信仰，不是理性的东西，而是演员心里必须首先相信的东西。我喜欢这种内心对信仰、精神有某种坚守的角色，他们是和我贴近的人。戏里说得好，“当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情绪不能用语言说出来，而宁愿让自己渐渐消失在深夜亮着华丽街灯的街道上，这就是孤独。”演员本身也是个孤独的工作，尽管在台上很热闹，但孤独是终极的：演得不好，孤独地承受；演得好，则孤独地享受。▲, http://www.100md.com(本报记者 张 静)
编剧、主演畅谈医患间人与人心与心的珍贵交流
2010年12月20日，电视连续剧《医者仁心》在中央8套播完最后一集。之前的11天里，一个叫做“仁华医院”的地方每晚“粉墨登场”，成了中国医患矛盾的总爆发地，红包、回扣、医闹、医疗事故、天价医疗费等，几乎所有医患矛盾中的关键问题都有涉及，这里凝聚了无数患者的理解或不理解，凝聚了无数医生的沉沦或坚持。
就像《蜗居》触动了百姓生活中“房价”这根脆弱的心弦，《医者仁心》第一次尝试触动了另外一根——“看病难和看病贵”，几乎所有人都想知道，要解决这一问题，究竟路在何方？这部戏的编剧徐萌对《生命时报》记者坦言，“我就像给医生和患者劝架”，《医者仁心》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呼唤所有医生情感和道德的回归，让他们重新找回医者的尊严；也让患者多了解医生，知道医生也是人、医学也有局限。尽管看完这部戏，有患者觉得把医生写得太完美，但也有医生因为这份理解而泪流满面。徐萌认为：“批判很容易，改变却很难。”她不是简单地抨击，而是为所有医生树立了一个榜样与标杆。有篇评论说得好：一部好剧就是一座桥，这座桥上行走着“沟通”，来往着“包容”，传递着“感恩”。从节节高升的收视率、卫生部部长陈竺亲自参加座谈会探讨这部戏的意义，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对于改善医患矛盾，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可能让我们远离痛苦，迎接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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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焦点：没有尖锐，只有深刻
《医者仁心》用戏剧化的手段集中反映了医患矛盾，让很多观众不禁生出“这个医院怎么老出事”的想法。这些矛盾如果放在现实生活里，个个都够得上“社会新闻”事件，引得群情激奋，然而在电视剧播放后，却并未引起轩然大波。用徐萌的话来说，原因就在于“这个戏里没有尖锐，只有深刻。”对于这些问题，“如果剧本没处理好，编剧没看透，没摆对，就变尖锐了；处理好了、摆对了就是深刻。”
焦点一：护士长的堕落与自我救赎。作为仁华医院的护士长，刘敏一出场就因为在护理一个低钾患者时去换衣服，最后患者死亡，她被指责失职，受到家属打骂，成为矛盾的中心。由于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家人，丈夫为此和她离婚。孩子考上舞蹈学院，为了给她准备高昂的学费，刘敏铤而走险将医院的血浆和白蛋白卖给血贩子，事发后自杀，留下一封遗书，指责医院为了自身利益对医疗事故含糊处理，让她对这个行业感到寒心和绝望。刘敏的行为并未引起观众的愤慨，反而是巨大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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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三：换肾男孩的父母对医院从感激到怀疑。副院长武明训收治了一个患有尿毒症的男孩王欢，并因为他家庭困难，同意他的父母延缓交纳医疗费用。王欢在换肾后由于爆发性肝炎而死亡，他的家里欠下医院三十几万的医疗费，受天价医疗费影响，怀疑医院治疗失当，将医院告上法庭。钟立行替武明训出庭，真诚地指出，患者死亡，医生所感受到的绝望与家属是完全一样的。而王欢母亲一句“为什么死的偏偏是我的儿子”，揭示出医患矛盾中，患者往往将命运的不公所带来的心理不平衡转嫁到医生和医院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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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五：媒体妄下结论煽风点火。医院出现问题时，记者叶惠林为追求轰动效应，以“仁华医院处置不当致人死命”等耸动的标题煽风点火。部分媒体夸大医疗纠纷、只关注负面问题，越来越将医患放在对立面上，不利于解决矛盾，是这部剧所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记者的困惑：“我们去医院采访，没有人认真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回到报社，天天听的都是患者的抱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焦点六：医药代表无孔不入。医生徐达恺辞职以后做了医药代表，利用医院的人脉推销药品。他手下的另一个医药代表林秀不惜和医院副院长上床，通过出卖肉体获得好处。这是社会现状，也是医疗剧无法回避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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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主演：不只抨击，更要呼唤
医疗剧难写，要写出一部不回避现实、直面矛盾的医疗剧更是难上加难。《医者仁心》这部电视剧究竟想告诉观众什么？它为医患矛盾所提供的，是怎样一条解决之道？2011年1月7日，《生命时报》记者对该剧的编剧徐萌和主演谢君豪分别进行了独家专访。
生命时报：您是怎么想到拍一部医疗剧的？
徐萌：这几乎是每一个编剧的梦想，因为它专业、技术壁垒高，所以有挑战。从另一个角度说，医疗剧的出现代表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美国上世纪90年代拍出了《急诊室故事》，它的编剧是个小镇上的外科医生，花了21年的时间写剧本，记录看病心得。我是从2002年开始，用了5年的时间体验生活、收集材料。最初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待了半年，各科室几乎转了个遍，然后陆陆续续采访了上海华山医院、瑞金医院等几十个医生，买了五六千块钱的医学书，《心血管分布图》、《肾移植手册》、《内科大查房》都看，不仅是为了不说外行话，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医学知识，才能知道医生看世界的方式。写台词时，要从一个患者的思维方式，转换到医生的情感、医生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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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萌：是的。体验以前，我心目中的医生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灵魂高贵，受人尊重。体验后我发现，他们其实和普通人一样，甚至比普通人更单纯，更孤独。他们生活在医学的白色巨塔里，常年艰苦读书，就希望有成功的一天。这种沉迷造成他们对外界的任何八卦、花边新闻都没兴趣。他们必须孤独，才能保持对医学的专注。在他们身上，总有一种学生气，而不是市井气。他们说话也秉承了科学的训练，直来直去，没有拐弯抹角，用最简短的语言传达最准确的信息。
生命时报：这种思维方式是造成医患矛盾的一个原因吗？
徐萌：对，这带来很多负面效应，比如患者认为他们粗鲁、冷漠，受不了他们说话的直中要害。在他们的教育体系里，不缺生理、化学，但缺少人文情怀。一个是大的人文情怀，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终极探讨；一个是人情世故，家长里短，告诉你怎样说话才有人情味，这种能够让人感觉到温暖的东西。但患者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些。在情感诉求上，医患之间存在着需要和供给方面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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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萌：2002年，高法出台了“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编者注：指除非医务人员能提供相反证据，否则就推定该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当时在人民医院，亲眼看见，一夜之间医患关系就变了。检察院有人来给大家讲座，医院请人来培训医生，指导怎么写病历。有个带教老师跟我说：“过去是1%的希望都要救，现在是没有100%的把握就不敢救。”这个行业一下子从救死扶伤变成自我保护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衍生出“医闹”的职业，开始有一句话叫“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
生命时报：这一规定对整个医疗行业有什么影响？
徐萌：当然这一规定的出台有它的考虑，比如以前医疗纠纷中，患者要复印病历、拿医疗记录等，确实根本拿不到。但这10年，我们为这个规定付出了太沉重的代价。医生这个行业的心被伤透了，同时这个行业也堕落了，医院为了保护自己，底线后撤，从道德撤到了法律。一下子把医患对立起来了。这实际上是美国行医的一套体制，但美国一开始就把医生当成个赚钱的职业，走的是法律体系，而我们的医生受到的教育是“医患一家”、“医者父母心”，走的是道德(医学伦理)体系，完全不是一码事。而且美国是诉讼社会，医生有社会保险体系来支付高额的诉讼成本，我们没有。从救死扶伤一下子变成医患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肯定要防卫过当。包括患者和医生，全部防卫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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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时报：很多人觉得钟立行是个过于理想化的医生，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徐萌：钟立行的确不真实，因为目前的教育体制和医疗体制，已经很难培养出这么伟大的医生了。我写钟立行不是在歌颂医生这个行业，而是在教育医生群体，为他们树一个标杆，树一个榜样。医生，就要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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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萌：我不是专业人士，不敢给什么意见，只是凭我的理解说几句。我觉得医改最重要的是增加投入。医患之间因为情绪而引发的矛盾最终都可以化解，但因为钱而起的矛盾，因病致贫、人财两空，最难解决。除了要完善医疗保障制度，还要建立各种专项基金，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尿毒症患者的专项基金，把他们的医保提上去。那些连就医意识和能力都没有的人，是整个社会的伤口，医保首先要解决的是他们的问题。
生命时报：这部戏对医改会起到哪些促进作用？
徐萌：陈竺部长对我们说，这部戏给推进医改起了重要作用。我想原因在于，全国780万医生，面临着巨大的职业压力。这个戏要把他们的心暖过来，让他们重新找到光荣感，找回医者的尊严，以后在和病人沟通时理直气壮，成为医改的推动力。
生命时报：作为一个香港演员，您觉得内地和香港医院的最大差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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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时报：对于钟立行这个角色，演起来最难把握的是什么？
谢君豪：不是某个地方难演，而是这个人总体很难把握，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你不能把他演成一个圣人，对诸多细节，要去慢慢把握、调整。他的孤独、专注、信仰，不是理性的东西，而是演员心里必须首先相信的东西。我喜欢这种内心对信仰、精神有某种坚守的角色，他们是和我贴近的人。戏里说得好，“当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情绪不能用语言说出来，而宁愿让自己渐渐消失在深夜亮着华丽街灯的街道上，这就是孤独。”演员本身也是个孤独的工作，尽管在台上很热闹，但孤独是终极的：演得不好，孤独地承受；演得好，则孤独地享受。▲, http://www.100md.com(本报记者 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