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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中医:药引
http://www.100md.com 2003年7月14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1980期
     医家历来讲究用药引,这已成不争的实情。至于为什么讲究用药引,总可以说出各种理由来。我小时候,常常看到祖父为病人开方抓药,最后每每嘱咐病家,取某物做药引,或芦根三四枝,或鲜桑叶五六片,或陈经绿豆一把,或红枣数枚,总之都是乡村平常易得之物。偶有不需药引的,病家却不放心,总要问一声,先生,要不要用药引?回道,不用的。这才放心提了药去。祖父用药引,大致上因循旧说,并没有什么发明,他相信药引可以起一点前导作用,这样能够顺利发挥出药性,有事半功倍之效。有时候,祖父也会对我讲一些从前名医善用药引的故事,往往是在病者沉疴难起而下药又不见明显效果的关键时刻,医者别出心裁,一味药引投入,立见成功,病者起死回生,医者则名声大著。这样的故事,不但让我对名医充满钦佩,也对药引产生了一种特别美好的感受,我一直觉得,中国的中医药由于药引的妙用,更增加了它的神秘魅力。

    但是,后来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那一篇《父亲的病》却打碎了我所有的美好感受。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写他的父亲得了一种水肿病,延请本城绍兴两位名中医诊治,治了几年,吃过种种方药,毫无效验,最后他父亲死了。也许,丧父的痛楚给鲁迅的刺激太大了,所以他笔下的中医,简直就成了一种不可原谅的欺骗和谋杀,而在这欺骗和谋杀的全部过程中,药引是罪魁,最让他感到被骗的痛恨。因为他也曾听说过有关药引的神妙传闻:“先前有一位病人,百药无效;待遇到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当时他心里,一定希望药引的奇迹也出现在他父亲身上,于是便虔诚地按照医生的吩咐去掘芦根,去寻经霜三年的甘蔗,以至去挖“原配”的蟋蟀,但这只不过是“名医”们的故弄玄虚,不知用了多少种药引,用到末了,他的父亲却连药都服不进去了。就这样,挽救父亲生命的希望被断绝了,毁灭了。鲁迅在叙述他少年时代经历的这一切时,内心郁结了莫名的悲愤和绝望,而我在读这些文字时,越是想真切地理解鲁迅的这种心情,就越觉得惶惑不安。
, 百拇医药
    鲁迅是我们崇敬的人,可他的《父亲的病》却与我小时候所感受到的,并且一直在我身上潜滋暗长的那份对中医药的情感和敬意,发生了这么大的矛盾,这可以说是我学会阅读文学后最先体味到的一种困境吧。我没有理由怀疑鲁迅的父亲死于中医这个沉痛的事实,但如果由此要我否认和放弃少年时代的美好感受,却也让我害怕。药引成了医者的谎言和骗术,已经对我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拷问,而我的祖父似乎也成了欺骗和谋杀者队伍里的一人,这对我的打击也太大,太难以接受了。我的祖父虽说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中医,但在恪尽医道上一样遵循着先贤的准则,一点也不敢怠慢。他也讲究用药引,其间治好了许多人的病,也有不少束手无策感叹“医得了病医不了命”的时候,那只能说他的医术还不够高明。不管怎样,一念及祖父一生对治病救人惟谨惟慎,念及小时候在他身边看到病人从他手上接过药方的那种信任的目光,以及在这些目光之下祖父脸上那安详如常的神情,我却要用一种难堪的方式,重新去审视祖父和他的中医生涯,这使我既痛苦又无奈。我总是在想,这里一定有误解和差错,可谁能清楚地告诉我误解和差错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据说中医诊治已经越来越科学,中药分类也越来越西药化,药引怕是不会重用,或竟是淘汰了吧。但病仿佛也更难治了,治不好的病人死得也更直截了当,不至于让医者和病者都感到疑虑。鲁迅当年的意思就是希望治病要有新的医道和职责,那两位“名医”为他父亲治病实际上成了长时间的折磨,他一生感到愧疚的就是在为父亲治病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一个孝子的角色,与那两位“名医”一样,增加了他父亲死前的痛苦。这新的医道和职责,也就是“可医的应该给他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鲁迅对中医失望后,把它明确寄托给西医了。然而,这并不能解决我的惶惑不安。也许说句不知高低的话,我的惶惑不安已经文学化、文化化了,它不会得到解决的。, 百拇医药(费振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