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基因、大脑和人类潜能

    作者：【英】肯·理查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ISBN：9787508689180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序言

    包括智力、学习能力与业务能力在内的人类潜能呈现出巨大

    变异，个中原因往往耐人寻味。如今，“发掘潜能”一词已获得广

    泛使用，该词还暗含着某种特殊意蕴，即命运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有无限可能亦有相对限制。再者，变异的原因尤为重要：对某

    人潜能，尤其是对儿童潜能的理解与感知将极大地影响他人与潜

    意识对待该人的态度与方式。也正因如此，潜力养成受先天影响

    更大，还是受后天影响更深的争论几百年来一直都在火热上演。

    幸运的是，现代科学家终于开始着手解决这个争议(近期很

    多新闻如此报道)。科学家能够为我们解答智力的真正面貌，甚

    至还能借助智商(IQ)测试来测量人类的智商。他们以极为精准

    的比例向公众展示了人类智商受不同基因的影响所表现出的差异。人类基因图谱的横空出世甚至能让科学家确认负责变异的基因

    是什么。如今科学家也破解了基因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中如何影

    响我们的大脑进而决定我们的智商水平(并带来智商差异)。此

    外，科学家或许很快就能根据基因特点为学校设计出相应的干预

    政策以帮助那些天资不足的学生，甚至能锁定相应的基因群组提

    升学生的智商水平，为世界培养更多的天才。时至今日，人类终于能甩掉那困扰我们多年的先天-后天之争了。

    然而，这些计划有不妥之处。事实上，所有的这些计划都只

    是空想!相关技术的进步似乎更像是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而不是

    可行的事实。实验结果实乃“粗制滥造”，实验所依据的假设也多

    为年代久远的假说，而且自问世之日起便因存在根本性缺陷而广

    受批评。学界甚至就如何描述潜能、智慧等根本性问题都缺乏一

    个普遍性共识。至于所谓的发现控制智力与其他潜能的相关基因

    ，事实是科学家在这个领域一无所获(尽管付出了极其昂贵的经

    济成本)。

    如今事实都已豁然开朗——科学家的努力注定是竹篮打水一

    场空。究其原因则在于科学家所有的尝试都是基于一些错误的认

    识，这其中包括对基因的本质、人类潜能的本质、发展以及大脑

    功能的本质乃至对环境本质的错误认识。躲在这些美丽谎言背后

    的则是一些认知性问题，而非现有材料不足需要提供更多补充数

    据。不管使用何等强大的先进技术，我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在现有

    信息的基础上稍稍复杂一些的高级描述。如此境况则要归因于这

    些概念本身不过是对已过时的思维模式(虽然大多数人并未意识

    到这一点)的一些粉饰而已。这些思维模式大多深受阶级、性别

    及社会中少数族群构成结构的影响，实乃是强加在我们基因与意

    识中关乎社会秩序的阶级观。

    本书试图揭示、描述并解释相关因素，且希望能有所突破。几乎所有关于人类潜能的讨论与争议都是在一种极其含糊的氛围

    中展开的，其间融合了本能的直觉与随性的认知。有个玩笑近期

    很受欢迎：如果向十二个心理学家请教到底何为智慧，所获得的

    答案也会有十二个之多。这个故事不无夸张，但夸张的学术主张

    背后则鲜有科学理论做支撑，亦没有对潜能的准确定义。事实上

    ，人们对智慧的理解、智慧何以发展演进、人类如何提升智慧水

    平等一系列信息皆无充分的解读。而这些信息恰恰是灌输相应思

    维模式与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同时，在我看来这也是了解人类

    潜能的真正障碍。

    本书旨在对固有观念进行拨乱反正。这亟需一场概念性而非

    实验性的革命，而在生物系统研究领域，这场革命更是迫在眉睫。本书将首次实现实验结果与研究理论的融合，从单细胞的分子

    组合到人类的社会认知所表现出的强大创造力，无一不涵盖在内。行文至此，本书已经揭示了经典但又晦涩的“基因”一词实则是

    认知领域带有强烈思维形态特征的“太虚幻境”。正如伊夫林·福克

    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近日所说的：“重新评估引领我们进

    入了基因研究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近期的研究敦促我们

    以批判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此前习以为常的诸多基本概念。” [1]

    相似的概念发展正在颠覆我们对于诸多问题的理解——何为

    大脑和认知系统，它们如何参与从蚂蚁到人类的社会系统，以及

    人类文化和社会认知如何形成。这些概念若非遥不可及，它们将无关紧要。想象一下，基因并非我们所知的“蓝图”或“配方”；生

    命的出现早于基因；儿童的潜力并不受到预先限制，而是随着发

    育过程而发展的；环境是远比它看起来更加可以利用的“社会工

    具”，而非与生俱来的程序所塑造。

    最为重要的是，想象一下，人类的大脑并不像阶梯观所认为

    的那样存在先天差异，大多数人及其后代生来都“足够优秀”，可

    以参与各个层级的社会活动和民主制度。新生物学、心理学，甚

    至许多人力资源、商业、工业领域的专家都开始支持该观点。这

    种观点或许不过是让人类跳出长期的意识形态迷雾，获得新的启

    蒙，不再认为只有少数人是“聪明”人。它展现出一个更为美好、充满希望的关于人类潜能的故事。

    这就是本书将要讲述的故事，但它要在相当新颖的领域中经

    历一段漫长的路程。这里有一幅大概的线路图帮您明确方向。笔

    者在第一章将解释为何迫切需要对本书题目所覆盖的领域进行重

    新审视。我将描述意识形态如何(甚至在不经意间)因其基本概

    念的模糊而能够被看作潜能科学，并在余下章节花些篇幅描述近

    来关于基因、大脑和智力的“进展”的大肆宣传所存在的问题。

    随后将对那些围绕基本概念形成的理论大厦进行拆解，并慢

    慢地在更为稳固的根基上建立新的观点。第二章将讨论位于该理

    论大厦的根源的近乎神秘的基因模型，并揭示围绕该模型发展的

    查询方法(和结果)所存在的瑕疵。第三章将说明智商测试——作为几乎所有基因、大脑和智力论述的基础，是如何与客观测量

    背道而驰的。关于智力并无公认的理论，测试构建者仅仅是提前

    决定谁更“聪明”，然后再以此结论构建测试。

    第四章将开始讨论如何构建一个关于智力的真正的生物学模

    式，以及构建一个关于潜能的全新愿景。这一章直接回归基础，讨论分子网络以及基因之前的生命、进化和细胞、复杂环境的真

    正性质、生物赖以生存的信息类型，以及使用这些信息的“智力

    系统”。它同时解释了引入“动力学系统”概念来理解这些基础的原

    因。虽然这一章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会很难理解，但它对于后续的

    理论重建至关重要。不过，我给出了总结，当然读者也可以跳过

    某些较为复杂的内容。

    第五章将这些观点运用于对发展的解释，利用同一个基因组

    ，物质的原始“瑕疵”被转换到能力和变化纷繁复杂的身体和大脑

    中。该章告诉我们潜能和变异是如何经过系统动力学的过程被积

    极创建，而非由基因被动接受。对迥然不同的组织中进行活动调

    节的动力学的“智力”生理学可以解释个体差异。

    第四章和第五章将说明智力系统如何在变化无常的环境中完

    成许多层级的进化。第六章将描述智力的“神经元”系统是如何在

    遇到更为多变的环境时涌现而出的。该系统具有动力学过程的涌

    现概念，与传统的对大脑功能的机械性和计算隐喻相对立。只有

    前者才能够应对难以预知的环境，我也将描述基于动力学过程的大脑——即便是非人类动物的大脑，如何能够远比我们想象的聪

    明。

    不过，科学家对大脑功能的理解一直都受到认知模型的影响。在第七章中，我将对这些模型进行总结，并指出它们各自的不

    足，为最新的动力学系统研究提供新视角。该视角清晰地描述认

    知智能如何从大脑网络中涌现而出，同时又超越大脑网络。

    第八章将认知置于社会群组进化(包括从蚂蚁到猿人)的背

    景之下进行讨论。即使是蚂蚁，也存在大脑之间智力功能的进一

    步飞跃，其复杂程度远超过内部变化(我称之为“后认知”)。这

    为解释社会群体中个体差异的起源和性质提供了方向，达尔文对

    其中的一些原因也曾给出暗示。

    这种新视角对于理解人类进化也尤为重要。第九章将描述人

    类如何进化形成群体动力，导致新一“层”规则，即人类文化的出

    现。该章主要描述那种独特的智力系统所具备的生产力，解释为

    何人类可以调整外界以适应自身，而其他物种只能被限定在特定

    的生态位中。

    经过这些章节的论述，我提出了个体差异的理解的启示。我

    在第十章考虑了如何提升人类潜能，并对比了新兴的动力学框架

    与传统的原因和干扰之间的“输入-输出”模式(以及为何传统模式

    一直都不尽如人意)。我在第十一章把同样的视角带入学校和教

    育领域，为其带来深远的影响。[1]E.F.Keller,“From Gene Action to Reactive Genome,”Journal o

    f Physiology 592(May 2014):2423.致谢

    将广泛的研究进行集成整合从来都是一项必要而艰巨的任务

    ，因此希望读者能和我一道分享完成该任务的兴奋之情。在这一

    过程中，我遇到许多朋友(不论是当面遇到的，还是通过其他方

    式结识的)与我分享他们的想法和灵感，若非他们的参与，这项

    任务将无法完成。他们人数众多，但我希望将他们的名字列出来

    ，并通过本书传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以下几位在百忙之中抽

    出时间阅读了本书的原稿并提出了极为宝贵的建议和反馈：克劳

    迪娅·乔凡(Claudia Chaufan)，乔纳森·莱瑟姆(Jonathan Latham)，罗伯特·利克里特(Robert Lickliter)，迈克·琼斯(Mike Jone

    s)，杰伊·约瑟夫(Jay Joseph)，理查德·勒纳(Richard Lerner)，戴维·穆尔(David Moore)，萨拉·诺盖特(Sarah Norgate)

    ，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和艾莉森·威尔逊(Allison Wilson)。我的合伙人苏珊·理查森(Susan Richardson)在整个项目进

    行中一直给予我耐心和支持，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

    在图表处理上给予我很多帮助。

    感谢这些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得以将粗略的草稿变成

    一部更加顺畅连贯的作品。如果作品还不尽如人意，那责任全在我。第一章

    三言两语话潜能科学与意识形态

    科学(Science)犹如一个体系完备的公司机构，其主要业务

    是凭借可经验证的阐释及对宇宙万象的预言营造或组织万千知识。

    ——维基百科

    意识形态(Ideology)即一组能反映某个体、组织、阶层乃

    至某文明体的社会需求及抱负的想 法与观点。

    ——Dictionary.com

    近千年来，至少自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学者、哲学心理学家

    以及政府权威人士便不厌其烦地向民众灌输社会的不平等性是不

    可避免之常态，个体智识潜能领域难以逾越的差异最终将作用于

    每个个体。这些信息如今已转化成强有力的固化思维，使诸多不

    公摇身一变成一种正常现象，更有甚者以此打压抗议的声音，威

    逼利诱从而获得多数人的服从。

    时至今日，立法环节还将诉诸超自然之力的形式幻化为某种

    终极的权威。古希腊时期，柏拉图(Plato)所著《理想国》(Re

    public)一书中便有论述，上帝将人分为金人、银人、铜人、愚蠢的女人以及低贱的奴隶。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创造了“神圣王权”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穷人在教堂里低声吟唱上帝如何缔造了“

    高低不等”的人类并“规定了他们的财富”。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

    地，殖民者对当地土著人的征服与镇压仅需影射土著人“生来低

    等”，“白人的负担”便能被赋予正义的光环。

    如今人人皆知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改变了这一

    切。他引入了一种新的“力量”，一种客观公正的、从物质现实与

    显然缘由中(而非超自然现象中)获得权威的力量。达尔文证实

    生物差异的确是物种进化的重要部分。然而比起谨小慎微的达尔

    文本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及心理学家却无所畏惧，他们借助达

    尔文的进化理论将富人及权势阶层的存在合法化，并将社会弱势

    群体的贫困视作一种自然存在。受制于颇具说服力的概念与表达

    ，更有所谓庄严的客观科学的限制，进化论被赋予更为重要，甚

    至是更为致命的影响力。

    20世纪进化论理论得到反复锤炼，在人类头脑中刻下了不可

    磨灭的烙印，并逐渐发展成历久弥新的科学正统。不同于柏拉图

    的金属神话，这一所谓的科学论断告诉我们幸运或不幸的基因排

    列决定了我们大脑的潜能，并通过儿童养育与教育环节(亦称为

    “后天环境”)得以体现。如此，科学将那些陈旧老套的、如今更

    是冗余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从而为崇尚公平机遇而非公平结果

    的精英社会打下基础。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关乎人类潜能的科学研究在人类社会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政策制定者与社会机构产生了一定影响，并

    通过不同方式强化了固有的社会阶层。教育、就业、移民以及其

    他相关政策都围绕该理念而制定。在家庭中，我们被告知对孩童

    所抱有的期待应格外谨慎，其中原因则是即便孩童未来的发展轨

    迹不可预知，但最终结果早已被打上了命运的烙印。于个体而言

    ，关乎个人潜质的自我印象已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灵魂之中，进

    而迫使我们自然轻松地接受了社会的不公平性，并且间接承认了

    享受自我劳动的成果应存在相应的限度，从而自然而然地接受了

    不公平的权力分配与特权阶级。

    诚然，此种人类潜能科学在发展进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批评

    人士对该理论的盲目自信颇有微词，并对其所鼓吹的宿命论及个

    人发展的有限可能性持保守态度。长久以来，诸多人士曾试图将

    该理论改造成颇为怪异的“先天-后天”之争，即个体差异取决于后

    天环境还是先天基因。究其根本，遗传论者与环境论者都已认可

    其中基本的概念框架：基因、环境与发展的各自本质，以及普遍

    的观念——潜能可以如同智力般被测量与评估。因此“先天-后天”

    之争长久以来亦从未超越“基因与环境谁更重要”这一基本的二元

    之辩。

    因此，该“科学”所历经的发展历史似乎更多是仰仗社会群体

    对基因逻辑的接受度，而非根本性的学术性挑战(这些挑战更是数量庞大)。正如目前众所周知的，伴随20世纪20~30年代对基

    因理论的狂热迷恋而来的是在纳粹德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所发

    生的令人发指的恶行。“二战”之后，温和环境派开始逐渐占据上

    风，但随后遗传论者又带着更为强硬的论点卷土重来。他们声称

    已经掌握了新型的研究方法与数据，还煞有介事地取了一个新的

    名号——行为遗传学，虽然仍有一些质疑需要他们做出回答。后

    来遗传论者声称，这股基因浪潮已经转变成一股直接挑战众人的

    “大规模袭击”，并伴有更为强大的基因印记与相对温和的基因干

    预主义理论，可惠及所有群体。行文至此，我不得不感慨，人类

    潜能科学自古以来便从未乏味过。

    本书建议，眼下是重新审视该门科学的绝佳时期。新型技术

    与新颖的研究视野业已催生了相关领域新的科学论断，并呈现出

    井喷之势。旧日的质疑现已消退，行为遗传学如今正伴着越显宽

    容的社会现实驭浪前行。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不公与越加难以弥

    合的社会矛盾，政府如今正寻觅基本的生物与心理理论以期能抚

    慰广大民众，更有巨额专项资金用于资助研究社会失公现象(尚

    未对社会现状带来威胁)，为这些现象寻本溯源。

    眼下，媒体消息与新闻头条每天不厌其烦地向民众宣传最新

    且极具影响力的研究发现。然而媒体的轮番信息轰炸并没有太多

    新意，其中内容大多仍是陈词滥调——不平等已经刻在我们的基

    因之中并印在了我们的脑子里，正如智商一样，这决定了我们的潜能层级。

    然而，眼下的论调呈现出众说纷纭之态。传统的潜能理念面

    临着令人不悦的不和谐之音。新的研究成果的密度、规模与活跃

    度也揭示了该门科学一度被过度阐释，研究范围也被过度铺展。

    研究的不连贯性日益凸显，进而暴露了该科学自身深层的软肋。

    简而言之，研究成果越多，本门科学的可信度越低；研究论断越

    是强势，研究结果反而越不可成真。这表明，正如长期以来人们

    所怀疑的，此类研究一直夹杂了一些纯科学之外的内容。如今许

    多人类学科学家更是指出该科学及相关领域正面临着严峻的危机

    与挑战。

    科学家自十年前便已表现出担忧之心。约翰·安尼迪斯于2005

    年在《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PLoS Medicine)发文指出：“学

    界愈加担心近期发表的研究结果多为虚假结果。”十年后，《生

    物医学中心》(BioMed Central)期刊的一篇评论(2015年9月2

    日出版)指出：“最近几十年间，一些科学研究的重复出现率令

    人咋舌并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质疑……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大多科

    学实验均不可复现或复制。”《BMC神经科学》(BMC Neuroscie

    nce)发表的一篇论文(2015年7月23日出版)亦指出：“为数不少

    的标志性论文实则难以复制。”

    心理学界的“实验复制计划”(Reproducibility Project)相比之

    下更具轰动性。该计划的调查者要求科学家复制一百项现已发表的重点项目的实验成果。调查者发现只有39%的复制实验取得成

    功。[1]

    而对研究发现提出质疑的人亦不在少数[2]

    ，然而目前大

    多数人均已相信针对大脑与基因所做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并非如

    人们预期的那样扎实可靠。在本章后半部分及其他章节，我会继

    续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这其中的重点则是当下我们应以更为严

    肃的态度来对待该门科学，并严格审视其深层的社会性研究预设。评论家逐渐意识到，尽管新兴的人类潜能科学号称要取代传统

    的意识形态，但这门科学本身很可能已经沦落为传统意识形态与

    思维模式的新型工具。

    读者或许会诧异在科学领域也能发生如此变故，在此本书不

    妨一一解释清楚。我们现已明了意识形态并非简单地大放厥词或

    公开做一名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拥趸。它同样也可以静悄悄地

    在学者的学术作品中找到一席之地。一般而言，在科学领域，意

    识形态会受所在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塑造，进而化身为微妙

    且不易察觉的暗流徐徐涌入。科学家如你我一般，也会吸收并映

    射所处时代的偏见、社会结构及阶级制度。正如前哥白尼时代人

    们普遍信奉的地心说一样，科学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也多符合并

    适应社会普遍经验，揭示社会中的显然之态。故而意识形态被层

    层包裹起来，掩身在科学的复杂程序与种种名目之中。

    以上为2015年9月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中某篇论文

    所论述的要旨。[3]

    该文首先回顾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模糊的边界”，并针对近期潮流警告大众，“若科学界仅关注具有回报性

    、引人关注且具有相对把握的学术研究，则其所产出的科研成果

    或许大多是难以复制的”。针对当下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以解决

    社会与政治相关问题为研究目的，该论文表达了担忧之情，并同

    时敦促科学家要“认识到并坦承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也是我对诸位读者的期待。此外，重新审视科学问题还另

    有原因。如今所暴露的科学的软肋同时也表明科学中的根本认知

    存在一些问题。先天与后天之争多年来连绵不断地发展则是其中

    最好的印证。科学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当科学家被局限于某种争论

    时，一种激进的且新型的认知框架则会横空出世以打破僵局。诺

    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布拉格(William Bragg)曾说：“科学

    研究中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获得新的数据，而是找到新的思考方

    式。”

    幸运的是，关乎人类潜能的新的思考模式已经在一些相关科

    学研究领域逐渐浮现出来，例如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进化理论

    、大脑研究、环境研究，以及个人发展与智慧的深层次研究。先

    天-后天之争中的天分与环境只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我们真

    正需要的是换一种新的方式。此外，新的思考方式同时受大量新

    的研究数据和研究结果所激发，而我在本书中提供的恰恰是这样

    的“多种选择”。

    在人类潜能领域，科学与意识形态模糊的边界表现在模糊不清的关键深层概念上。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会展开论述，在本章

    的其他部分及本书其他章节我将逐一解释这种模糊不清如何被现

    代科学的繁荣所粉饰。本书的第二章与第三章将揭开笼罩在这些

    陈词固念(令人难以置信的普遍与常见)上的神秘面纱，而其他

    章节则呈现如何培养新的思考模式。

    [1]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Estimating the Reproducibility o

    f Psychological Science,”Science 349(August 28,2015):943–945,943,http:dx .doi .org10 .1126science.aac4716.

    [2]For a brief overview,see E.Rhodes,“Replication:Is the Glass H

    alf Full,Half Empty,or Irrelevant?”Psychologist,March 9,2016.

    [3]D.Sarawitz,“Reproducibility Will Not Cure What Ails Science

    ,”Nature 525(September 2015):159.晦涩的实用性

    事实上，人们长久以来所秉持的潜能观恰恰是将意识形态转

    化为科学的绝佳工具。如今不绝于耳的诸多专门术语(如基因工

    程、脑网络)能让关于潜能的诸多结论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然而

    ，潜能科学可靠的定义要比字典上的解释更加复杂：潜能是一种

    能转变成其他存在的存在，是能发展成其他存在的一种能力，是

    能作为或成长为一种隐形素质的可能性。

    恰恰是这种模糊性使人类潜能的概念容易沦落成意识形态的

    填充物和空洞的政治说辞，从而将希望与宿命论同时编织进这个

    并不公平的社会。也正是这种模糊性告诫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

    个更好的自己，但是天生之质——那枚叫作基因的命运之骰——

    规定了所有一切需遵循严格的限度。换言之，此种观念一方面认

    可了人的天生差异与制约，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表达了当代社会所

    吹捧的“机会均等”“发掘孩童潜能”等浮夸之语，堪称八面玲珑。

    而这在对智慧、基因、大脑的概念定义中也有相应体现，读者不

    妨与我一道一探究竟。G幻影

    当代对智慧的科学解释源自一种信手拈来的模糊性：智慧是

    某种显然的直觉，披上了科学所特有的严谨语言但又有含混不清

    的发展历程。

    尽管达尔文声称自己“远低于平均智慧水平”(在大学任教期

    间业绩平庸)，他的故事却向我们揭示了遗传与进化过程中生理

    变化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达尔文的表亲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英国上层社会地位显赫，并继承了巨额财富。高尔顿

    经常以此为例来证明他眼中的显然之事，即有利的社会阶层亦是

    天生所具有的能力。他对达尔文理论的解读直接反击了所有粉饰

    性的生而平等观[在1876年出版的《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

    nius)一书中，高尔顿直抒胸臆]。

    高尔顿迅速把新生的遗传生物学升级成一项社会政治使命。

    他成立了“优生学协会”(Eugenics Society)，将生殖繁育严格地

    限定在最具有发展潜能的社会群体中。为了让研究看起来更加科

    学与客观，他亟需一套测量潜能的标准，而这套标准将用来“指

    示高级的族群与气质，允许他们孕育更多的子孙以逐渐代替衰老

    的一代”。[1]因此高尔顿将智慧定义成上层社会更占据优势的所有一切特

    质，在此基础上他秉持特殊的政治目的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套智力

    测试。在历史上诸多科学家中，高尔顿是以如此方式开发和利用

    智慧与潜能理念的第一人(本书第三章将有详细论述)。

    20世纪初，高尔顿的理念被其他科学家应用，其中包括著名

    统计学家卡尔·皮尔森(Carl Pearson)。皮尔森认为社会改革并

    不能清除愚蠢行为，只有具有选择性的孕育项目才能防止社会衰

    退。他同样也借助极为残酷的智力测试来宣传与推广该观点。在

    对生活在伦敦东区的犹太人与其他国家移民进行取样测试后，他

    宣称这些人“在智力与身体素质上均劣于本土英国人”。喜欢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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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西·德尔泽尔(Darcie Delzell)与凯西·普里奥克(Cathy Po

    liok)曾对皮尔森的策略进行研究并揭示了皮尔森受到社会阶层

    及相关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研究方法、数据准确性及阐释方式等

    方面均存在错误，这些因素也导致他得出一些穿凿附会的结论。

    两位研究者指出专业素养与名气并不能防止谬误的出现，他们同

    时还提到“个人观点及偏见对科学的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实乃是

    知识进步的一大威胁”。[2]

    意识形态领域对科学的曲解只是一个开端，此后大西洋两岸

    开始怪象迭生。21世纪初，基因被认定是遗传媒介，高尔顿的追

    随者随即完善他的测试理论并将其转变成现代的智商测试。该过程中的关键则是基因的不平等性将社会不公取而代之，智商测试

    为这种定论披上了科学的外衣。

    受这些理念的启发，学界掀起了热烈的测试风潮。英语口头

    表达能力测试创始人刘易斯·推孟(Lewis Terman)宣称该项测试

    “为某些值得拥有这个国家的群体捍卫了自己的国家”。[3]

    显然，此举将社会阶层自上而下细化为多个级别，并看起来极富科学性

    ，这为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第一批看似科学的工具。

    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与政治副产品则“蔚为大观”。智商测试

    迅速风靡美国，并在20世纪20年代取代优生计划与移民政策，成

    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风潮。[4]

    同时，该测试在大西洋两岸都被用

    来为当局的教育与人才选拔政策做辩护。20世纪70年代，亚瑟·延

    森(Arthur Jensen)对当时教育政策的猛烈批判带有鲜明的种族

    主义烙印，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与查尔斯·穆雷

    (Charles Murray)在1994年合著出版的《美丽曲线》(The Belle

    Curve)一书同样带有种族主义倾向，这些在当时都演变成臭名

    昭著的事件，打破了“二战”之后世界原本风平浪静的局面。

    目前关于人类潜能的所有“科学”论断几乎都直接来源于智商

    测试。但时至今日，智商测试的支持者开始感到迷茫，他们越来

    越不清楚智商测试的测量对象究竟是什么。在缺乏清晰理论的基

    础上，他们只能求助于日常体验中的诸多隐喻——他们称之为G

    (General intelligence，一般智力，简称为G)，被认为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精神力量或能力。马克·福克斯(Mark Fox)与安斯莉·

    米彻姆(Ainsley Mitchum)于2014年发表的论文中解释道：“几

    乎所有的心理测试模型都想当然地认为测试结果都能用来作为某

    一维度的精准替代。” [5]

    事实上，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于1915年提

    出的设想一直被认为是心理学界最伟大的发现。他率先引入了“

    一般智力”的概念，然而后来他曾公开承认他对这个概念的定义

    过于草率。标准教科书《行为遗传学》(Behavioral Genetics)长

    久以来一直是心理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作者罗伯特·普罗明(R

    obert Plomin)与同事在书中虽未着重强调，但也坦诚直言“难以

    判断G的真相”。在该领域的一部同样著名的入门作品中，伊安·

    迪尔瑞(Ian Deary)也表示“世上并没有涉及人类智慧差异的理

    论，这与物理学或化学等其他成熟学科有所不同”。[6]

    只要稍稍涉猎该领域的理论文献，这一论断便不难理解。行

    为遗传学家倾向于使用“机灵”“聪明”“有天赋”等词语，但这些都

    称不上是科学的概念表达。以2011年对《剑桥智慧手册》(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一刊的投稿为例，珍妮特·戴

    维森(Janet Davidson)与艾瑞丝·肯普(Iris Kemp)指出“人类智

    慧堪称最神秘且最具争议性的话题”，“目前，就如何解释‘某人比

    其他人更聪明’一题，学界尚未达成共识”。苏珊娜·乌尔维纳(Su

    sana Urbina)回顾了智商测试被赋予的一些“过度而又不妥的含义”。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与巴利·考夫曼(Barry K

    aufman)则直接指出：“学界对智慧一词从未达成过任何共识。”

    [7]

    本书第三章中我将用大量笔墨探讨智慧的假象，向诸位读者

    解释智商测试绝不是适用于任何智商程度的通用测量手段，究其

    根本它只不过是一门不甚严谨的科学所需的描述手段。但是智商

    测试的普遍流行则是将打上意识形态烙印的智慧与同样被打上意

    识形态烙印的基因相互联系起来。

    [1]F.Galton,Inquiry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Lo

    ndon:Macmillan,1883),199.

    [2]D.A.P.Delzell and C.D.Poliak,“Karl Pearson and Eugenics:Per

    sonal Opinions and Scientifi c Rigor,”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19(September 2013):1057–1070.

    [3]L.M.Terman,“Feeble Minded Children in the Public Schools o

    f California,”School and Society 5(1917):161–165,162.

    [4]A.Cohen,Imbeciles:The Supreme Court,American Eugenics,an

    d the Sterilization of Carrie Buck(New York:Penguin,2015); T.C.Leon

    ard,Illiberal Reformers:Race,Eugenics and American Economics in th

    e Progressive Era(Prince ton,N.J.: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2016).Cohen points to a 1913 New York Times article headlined “Social Prob

    lems Have Proven Basis of Heredity.”How little things have changed.(

    Thanks to Jay Joseph for this snippet.)

    [5]M.C.Fox and A.Mitchum,“Confi rming the Cognition of Risin

    g Scores,”PLoS One 9(May 2014):e95780.

    [6]I.J.Deary,Intelligenc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

    rd University Press,2000).

    [7]For references and full discussion,see K.Richardson and S.H.

    Norgate,“Does IQMea sure Ability for Complex Cognition?”Theory a

    nd Psy chol ogy 24(December 2015):795–812.意识形态化基因

    如今被奉为人类潜能基础的基因实为极富影响力的物质存在

    ，人们通常难以突出强调其影响力。2014年10月出版的《神经科

    学与生物行为评论》(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中

    刊文指出，潜能通常被定义为“基因潜能及其表现方式”。基因组

    (即每个个体全部的基因构成)现已被普遍认为是人类潜能的首

    要藏宝库，并被视作任何形式与变异的根源，因此个体差异通常

    被视作基因差异。

    主流科学期刊如今定期发表研究论断，如“基因表现控制并

    决定了大脑从发育到可塑性乃至到持续进行中的神经形成等诸多

    环节”[《科学》(Science)杂志2011年8月30日出版的编者按]。

    《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史

    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线

    性链条能构成一个复杂且精妙的三维器官，该器官甚至能让我们

    具备思考、感知与学习的能力。”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

    s)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告诫我们“正是

    基因造就了我们的头脑与身体”。甚至妮莎·卡雷(Nessa Carey)

    在《表观遗传学革命》(The Epigenetics Revolution)一书中将DNA——基因的主要构成元素——描述成一种“剧本般的存在”。该

    书封面宣称卡雷意图颠覆世人对遗传学的理解。“毫无疑问，DN

    A蓝图将是这个讨论的基础。”(事实上在很多研究领域学者众说

    纷纭，本书第二章与第四章将重点论述。)

    紧随万能的基因说而来的是当代个人主义，学界开始鼓励人

    们去认证自己的基因序列以便全面地了解自己。坊间也一直充斥

    着通过基因工程孕育“定制宝贝”的猜测，也有人猜测是否可以通

    过基因编谱提升个体智慧。与此同时，精子库引入了更多的排斥

    标准以应对潜在的认知领域基因混乱，防患于未然(而这又引发

    了人们对优生学披上新的外衣死灰复燃的担忧)。伦敦的皇家学

    会表示“如每个个体的身高与血压一样，学习能力也因人而异”，[1]

    以期宽慰民众的焦虑之情。

    事实上，相当多的人认为基因组犹如潜伏在人们体内的小矮

    人一般，一直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内置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自我引

    导程序，并或多或少地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基因被设想成

    “迷你大脑”，附加多种执行功能，似乎基因即个人发展所需的动

    态命令与引导，而非其本真的非活跃型蛋白质架构模板(本书第

    四章将有论述)。在用以评估其影响作用的统计模型中，基因被

    弱化成如同手电筒电池般的独立电荷，仅能通过相互借力才能产

    生或多或少的亮光。

    苏珊·奥雅玛(Susan Oyama)在《信息的个体发育》(The Ontogeny of Information)中描述了基因何以演进成为一种准认知能

    力，乃至成为意识媒介。她将这种几近盲目的观点视作西方文化

    传统的一部分：“传统观念笃定是上帝的意识创造了世间万物，现代观念则赋予基因至高的塑造能力。” [2]

    也有学者认同，当下审视基因的视角带有宗教般的色彩。20

    01年亚历克斯·莫龙(Alex Mauron)于《自然》杂志发表名为“基

    因组是灵魂的世俗化身？”(Is the Genome the Secular Equivalent o

    f the Soul?)的文章，该文指出基因如今被冠以神旨般的喻指，成

    了一种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存在。因此，这也不难理解前总统

    克林顿何以盛赞基因图谱排序，称之为“破解了上帝创造生命的

    语言”。事实上，许多生物学家仍然视基因为人类生命之书。BB

    C(英国广播公司)网站上写道：“基因组实为构架一个人的指导

    手册。”但凡提及人类的耐力，几乎人人都会说“这就是他们的DN

    A”。

    或许此种万能基因的观点源自人们一些深层次的心理需求，抑或是因为多数人普遍成长于男尊女卑的阶级社会中，崇拜领导

    力并向往依赖性关系，所以基因被尊为带有控制意图的专断式因

    子，服务于终极权威的深层次需求。

    因此，这些意识形态式基因不仅仅储存密码与蓝图，更有行

    动、反应、控制、指挥乃至自私等行为表现。发展心理学家让·皮

    亚杰(Jean Piaget)将此种特质描述为泛灵论形式，常见于低龄儿童中，儿童通常习惯性将无生命物体赋予意识、自由意志与意

    图等人类特质。此外这种泛灵论形式也常见于前科学时期的文化

    之中，代指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质，储存并展示我们所观察到的诸

    多人类特质。

    [1]Royal Society,Brain Waves Module 2:Neuroscience:Implicati

    ons for Education andLifelong Learning(London:Royal Society,2011),3.

    [2]S.Oyama,The Ontogeny of Information(Cambridge,Mass.:MI

    T Press,1984),31.意识形态式大脑

    历史上也曾有意识形态式大脑的记录。许久以来，基于人脑

    的人类智商论曾发表大脑体积与人类智慧关系假说(该假说内容

    浅显易懂但粗糙简陋，经不起推敲)。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执

    着于人体测量学，但很快将视野转向头颅测量学以估测大脑体积。科学家起初仅是测量活人的头颅周长，此后又转向颅骨体积的

    测量，并适时地报告不同社会阶层的脑容量差异及男女脑容量差

    异。

    与此同时，探险家、人类学家与殖民者在各个殖民地针对当

    地土著人种也进行了同样的测试，并对不同族群的脑容量得出了

    类似结论。除此之外，还有针对成功人士大脑的后现代监测，其

    中包括爱因斯坦的大脑。甚至2015年有科学家宣称在爱因斯坦的

    大脑中发现了普通人脑中并不存在的细小褶皱。当然亦有科学家

    曾无数次指出此种研究方法并不可靠且毫无意义，但是即便时至

    今日仍有心理学家[如菲利普·拉什顿(Philippe Rushton)]就人脑

    体积与族群关系发表了大量激进且偏执的观点。

    步入20世纪后，对人脑的解读开始大量依赖喻指技术的寓言。因此，人脑功能开始与水压、电子器械、时钟、电话拨号盘、网络、计算机、工厂及操控系统以及其他类似系统相关联。当然

    ，关于技术喻指科学领域极为常见并且十分实用。只是这些喻指

    用于意识形态功能让我颇为不解。

    上述喻指在人脑研究中用来指示基因起端，而后者带有人脑

    表现出的个体差异。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在专著《智慧与

    人类发展》(Intelligence and Human)(2013)中指出：“高认知

    能力源于基因潜质，并为高性能的大脑服务。”然而他并没有告

    诉大家，基因如何真正成为打造高性能大脑的工程师。事实上，计算机喻指在20世纪70年代一直处于支配地位[1]

    ，其他研究则将

    视线投向社会结构性喻指。在2009年出版的《大脑总指挥》(Th

    e Executive Brain)一书中，艾克纳恩·高德伯格(Elkhonon Goldb

    erg)直言：“前脑叶对大脑而言犹如指挥对管弦乐队的意义，是

    军队中的统帅、公司中的首席执行官。”

    因此社会中的等级观被强加在大脑及基因、智慧理论上。虽

    然鲜有证据表明人脑中的确存在对应的部位，但这些喻指时至今

    日在对人类潜能的探讨中依旧普遍。我将在第六章中对此展开重

    点探讨，此处不再赘述。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而言，当下的研究者

    如在社会阶层(包括性别及族群领域)、受教育程度、雇佣状况

    、经济竞争力、商业主义、市场营销等语境下开展人脑研究，或

    许要面对一定的风险，即我们的大脑已经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

    印。[1]J.G.Daugman,“Brain Meta phor and Brain Theory,”in Philoso

    phy and the Neurosciences,ed.W.Bechtel et al.(Oxford:Blackwell,200

    1),23–36.令人困惑的遗传力

    自私而又独立的基因一直以来都充当着其他意识形态工具的

    帮手，该种工具用以统计，许多人或许曾听说但少有人了解其中

    乾坤，即遗传力。遗传力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被提出，用于指导

    当时的优育计划并主要作为一个浅显的统计概念，即某一特质的

    变异比例(如母鸡的产蛋率)。该概念与基因变异的统计数据密

    切相关(用百分比或0~1小数位表示)，是在受控的环境条件下

    开展培育实验估测得来的。

    然而在心理学家的手中，遗传力则遭遇了与潜力概念一样的

    经历，被研究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混淆。遗传力不再是一个统计

    数据比率，而被做另类解读并向公众和媒体传播，曲解成具有确

    定意义的可遗传性，即某一特质(如智商)的重要程度，毕竟每

    一个个体均由其遗传力决定。鉴于在思维领域有如此改变，遗传

    力遂被解读为不同个体、社会阶层及族群间的差异程度，此种差

    异经科学验证具备基因性且不可逆转。

    人类智慧的遗传力一直通过比对双胞胎的相似性(如智商值)得出。单卵双胞胎变异性基因一致，而异卵双胞胎的变异性基

    因仅有半数一致。如若单卵双胞胎在外表上更相像则可得出结论：基因变异极其重要。科学家编写了方程式以从相似性中估测遗

    传力，所得出的评估值通常相对较高。

    这种逻辑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但又明显的)可能性，即单卵

    双胞胎的生活环境更为相似——更容易得到父母、老师及其他人

    的相同对待(本书第二章将全面讨论孪生研究的软肋)。在孪生

    研究得出的遗传力报告中，此种可能性均被置于脑后，此种研究

    的其他不足及假设将在本书第二章中重点讨论。

    然而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对人类潜能或智商的遗传力估测无

    论何等完美与精准(这本身也是天方夜谭)，此种估测也仅能告

    知我们个体或成长于差异环境中的亚群体的基因构成。若另辟蹊

    径则犯了基本错误(个中原因将在第二章与第四章中阐述)。除

    非是在环境受严格监控的农业育种项目中，此种估测结果可谓是

    毫无意义的数据(除非做意识形态宣传用)。

    除上述问题外，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孪生研究及遗传力估

    测研究获得多轮资金支持因而又取得了新的发展动态，而新的研

    究结果则流向毫无判断力的普通大众。“我们不能无视证据，”《

    展望》(Prospect)杂志中作者吉尔·布彻(Jill Boucher)发文(2

    013年11月13日刊)指出，“基因影响了社会的流动性。”进化论

    理论家奥利弗·克里(Oliver Curry)告诫大众要警惕“基因上层群

    体及愚蠢的下层群体的出现”(BBC网站于2014年4月11日报道)。琳达·戈特弗利得森(Linda Gottfredson)则表示“鉴于学界已经了解了基因的本质与实际重要性，黑、白人种的基因差异则使在

    智商或个人成就领域实现绝对同等的目标显得不切实际”，然而

    事实是我们并不了解基因中的黑、白人种基因差异。[1]

    无独有偶

    ，类似对遗传力及智商的误解同样也出现在尼古拉斯·韦德(Nich

    olas Wade)2014年的作品《棘手的遗传》(A Troublesome Inherit

    ance)中。

    然而，亚瑟·W.托加(Arthur W.Toga)与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在2005年出版的《神经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N

    euroscience)中早已对宿命论逻辑做了简要介绍。[2]

    “天性从来

    都是蛮横专断的，”他们宣称，“富足的环境能帮助每个人发挥潜

    质，但不能实现公平。我们的潜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预先裁定

    过的。”

    显然，从残酷的科学现实中我们能得出结论，人类的民主精

    神实则是非常态现象。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此类表达也绝非是益

    于社会的友好言论。个体及族群的能力饱受所谓科学的质疑，社

    会政治生活参与度、决策制定及行动措施等诸多领域均受其不利

    影响，而这反过来影响个人发展，并不利于民主进展，本书第十

    章、第十一章将重点论述。

    此种针对基因、大脑及潜质得出的结论几乎全部基于孪生研

    究、头颅测量法等传统的研究方法。然而在过去的20年间，科学

    家在不断追寻终极证据的途中研发出新的武器，极大地震撼了媒体、公众以及政策制定者。本章剩余笔墨则主要探讨这些新的发

    现与论断。

    [1]L.S.Gottfredson,“What If the Hereditarian Hypothesis Is True”Psy chol ogy,Public Policy,and Law 11(May 2005):311–319.

    [2]A.W.Toga and P.M.Thompson,“Ge ne tics of Brain Structure

    and Intelligence,”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8(July 2005):1–23

    ,17.潜能DNA序列组

    过去的一个世纪，任何关于基因决定潜能差异的论断均未得

    到任何人的亲眼验证，而关于基因的研究结论也多来自孪生研究

    ，这些研究也大多专注于数据差异而非基因特性。

    然而过去的20年间，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使描述个

    体所真实拥有的个别基因或不同基因版本成为可能。这也正是人

    类基因工程的使命。行为基因学专家很快意识到终于能突破孪生

    研究面临的制约。如今我们或许也能一对一地描述基因差异与能

    力差异之间的直接联系。

    如今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人们的个体特性源自四种分子(核

    苷酸)以不同的序列方式组成DNA条形码上的基因分子，而DNA

    条形码最终构成我们的染色体。新的研究方法不仅能认定每组基

    因上不同位置的全部基因分子(即DNA条形码上的不同单词)，还能确定所有核苷酸(即构成每个单词的不同字母)。每个个体

    之间的差异则被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

    phisms，SNP)。此种排序使人类基因工程成为可能，并于2000

    年发表代表性的序列组合。

    基因序列工程很快发展成受机器及计算机驱动的工业级规模企划，并受商业产DNA微阵列(Microarray)或“DNA芯片”(Chi

    p)刺激而不断增速扩张。这些序列均是已知的核苷酸成分模板

    ，用来比配并确定未知序列。已知序列使单一染色体组的大样本

    迅速排序成为可能，并极大地降低了排序成本。

    匹配单核苷酸多态性差异与智商差异似乎是一个简单但极富

    吸引力的环节。简单的几滴血或脸颊内侧的几个细胞就可以提取

    出DNA，有了机器和计算机软件的参与，该项工作甚至不需要深

    奥的知识或精巧的专业技能。因此很快有声音称这当然能确定“

    智慧基因”或潜能的其他因素。

    国际性的大规模基因序列专家及心理学家联盟挂牌成立，并

    得到了传统资助团体如美国国家健康协会(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及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的巨

    额资金支持。该研究的基础原理在于，认定问题的真正本源能策

    划出比以往更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

    AS)首先将目标定位于多种疾病及机能紊乱的遗传定律。然而其

    中的研究魅力及简单逻辑吸引了诸多专研人类智商的心理学家，学界则做出种种承诺，要指引人类进入解读人类潜质差异的新时

    代。早在2000年，罗伯特·普罗明就已声称婴儿期的基因特性既能

    预测成年期的认知能力，也能使父母得知孩子能力的基因上限。

    BBC将其视为重要发现，在2000年8月8日的广播中报道至少有一个研究小组即将确定“智慧基因”，“科学家很快就能为新生儿测试

    智慧潜能”。该报道受到其他媒体的热烈响应，《泰晤士报》(T

    he Times)等大西洋两岸的诸多媒体纷纷转载——然而不管是当

    时还是今日都没有类似的研究成果问世!

    15年后，几个巨额的电脑屏幕继续探索人类潜能基因，搜寻

    单核苷酸多态性变体与智商或学习成绩之间的联系。该逻辑的典

    型案例可在史蒂夫·许(Steve Hsu)及其他中国科学家领衔的研

    究中一探究竟，普罗明在英国的研究团队也曾参与其中。研究者

    从数千名高智商实验对象中锁定一位被试者并从其血样中提取D

    NA。通过扫描被试者的DNA，研究者希望发现此类群体身上引

    人注目的“特别”基因。许曾暗示，其他群体的基因或许因此能改

    变基因结构，从而培育出更多智慧超群的个体(详见本书第十章)。也有学者表明，此种研究将来能帮助父母选择具有高智商基

    因特质的胚胎。[1]

    另外一个案例则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人脑基因项目。该项

    目网站声称：“人脑基因项目旨在借助下一代群体的基因组序列

    技术确定与认知能力相关的基因变体。”该网站虽指出“解释人们

    认知能力的差异非三言两语之所能”，但又表明“认知之差异七成

    与基因因素有关”。然而该项目也承认：“迄今为止，仍然很难确

    定这些基因的真相。”

    2015年圣诞前夕一则消息席卷了世界各地的媒体，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宣称已经确定了两组智慧基因网格。该研究论文[

    于2015年12月21日发表于《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

    e)杂志网站]的第一作者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在文

    中指出：“本研究着重强调关乎人类智商的基因，并试图解释基

    因之间如何互动。”“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即将能控制整个与人类

    智商相关联的基因组。本研究表明科学家将能够利用基因组改写

    人类智商，但眼下这还停留在理论假设阶段。” [2]

    无数的基因猎获工程在世界各地层出不穷，一些项目甚至还

    将这其中的逻辑延伸至教育领域。在本书第十一章，我们将就教

    育界以传统思维作为潜质测试的手段展开讨论。然而一个不可规

    避的案例是大量学者及研究人员组建社会科学遗传学协会联盟。

    该协会一直致力于寻找遗传学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学业成就之间

    的关联，并受到诸多权威机构的资助。自2013年来该协会的研究

    成果一直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科学》杂志。在扫描并研究了数

    以百亿计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后，研究人员声称已经发现了少量与

    学习成绩呈数据相关的基因组[3]。

    然而媒体报道与媒体发布会中并没有指出的是只有2%的基因

    差异与学习成绩有关。换言之，即便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相关性(

    目前学界对此仍有疑义)，也有98%的个体学业差异与基因差异

    毫无关联。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协会在媒体发布会上宣称

    该项研究成果是一项“巨大的进步”，“研究发现最终将推动对隐藏在学习、记忆、阅读障碍及老年人认知下降等现象背后的生物过

    程的解读”。

    在严谨的科学环境下，如此微小的关联度(请谨记关联性并

    非因果关系)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弱化成小概率，乃至在最乐观的

    情况下至多会处理成间接关系。乔纳森·兰塞姆(Jonathan Latham)于2013年8月3日在《独立科学新闻》(Independent Science New

    s)发文，将此种宣传称为“各地发表的科学文献中极其常见的、针对科学发现的惊人的错误描述”。他指出所有声称计划发现相

    应基因(甚至还未有所突破就已大放厥词)的研究都与生物宿命

    论中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目的有关。然而，打着“学业领域分子遗

    传结构”之类名号的科学研讨会近年来层出不穷。

    就在本书创作期间，另有一项研究“问鼎”《自然》杂志。鉴

    于眼下的研究方法简单且易于上手，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的类似

    研究问世，而诸多关联性也无疑将充当“学习性基因”研究的新发

    现，并能得出诸多影响深远的结论。其中最主要的结论莫过于我

    们即将能够选定不同的孩童群体为其在学校提供特殊的基因疗法。

    这也正是凯瑟琳·阿斯伯里(Kathryn Asbury)及罗伯特·普罗

    明在《G乃基因》(G Is for Genes)一书中秉持的立场。他们的

    研究描述了一幅令人诧异的远景，即所有孩童的DNA日后都将能

    在生物数据银行获得，研究者在儿童幼年期便可一窥其未来的命运。在学校中，研究人员告诉我们：“该技术即将成熟并投入使

    用，通过DNA芯片便可以预测每个小学生的强项和弱点，并能借

    助这些信息为学生提供私人定制式发展策略。”似乎每位儿童在

    进校时都贴有基因条形码，教师针对学生特点提供专项定制的教

    学策略，正如验光师根据视力测试结果开处方一样。[4]

    早在两千年前，柏拉图便在《理想国》中督促人们“精准地

    发现每个个体天才的特殊癖好”。今天，阿斯伯里与普罗明声称

    通过确定孩童的基因，柏拉图的理想即将实现。尽管存在根源性

    缺陷，这一理念仍然让无数政客雀跃不已。普罗明2013年被招至

    英国下议院教育特别委员会做证，随后又被BBC邀请录制多个专

    访节目讨论基于基因遗传学的教育前景。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基因决定论者的自信。伊安·迪尔瑞与同

    事在一篇论文中称，研究结果“毫不含糊”地证实了人类智商表现

    出的个体差异极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个体间的基因差异。[5]

    事实上

    ，“毫不含糊”一词几乎从不用于研究报告中，即便是在高深的科

    学发表中也极少出现。鉴于迪尔瑞已经告知大家目前尚未有“成

    熟的智商差异理论”，我们因此有权利抛出我们的疑问：“证实”一

    词究竟做何解呢？

    这种夸张表达洗脑大众的方式令人颇为不安，但在《海斯汀

    中心报告》(Hastings Center Report)(2015年9~10月刊)中有

    相关的详细阐释。这是一个初衷良好的探讨科学领域伦理问题的出版物，其中有一期深刻讨论了基因遗传学与智商领域的道德困

    境，该讨论基于以下假设：①智力商数是个体智慧的衡量手段；

    ②我们对个体智慧有清晰的了解；③智慧基因现已被研究发现(

    尽管效果颇微)；④我们可以将该知识用于治疗。

    然而，上述假设均不成立。目前研究中并不存在进退两难的

    窘境，然而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相信这种困境的真实性。

    不幸的是，基因狩猎同样也创造了一种“真实科学”的氛围，只不过这一学科明显不具备这一品质，然而众多心理学家却奔走

    相告且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这场狂欢。那些呼吁学界谨慎的研究者

    被蔑称为“科学否定者” [6]

    ，其他尚未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多是出于

    对失去经费和工作的畏惧。而这也表明，这仅是计划性科学，并

    非纯科学。

    [1]See E.Yong,“Chinese Proj ect Probes the Ge ne tics of Genius:

    Bid to Unravel the Secretsof Brainpower Faces Scepticism,”Nature 49

    7(May 2013),297–299.

    [2]M.R.Johnson et al.,“Systems Ge ne tics Identifi es a Converge

    nt Gene Network for Cognitionand Neurodevelopmental Disease,”Nat

    ure Neuroscience 19(January 2016):223–232.

    [3]C.A.Rietveld,S.E.Medland,J.Derringer,J.Yang,T.Esko,et al.,“GWAS of 126,559Individuals Identifi es Ge ne tic Variants Associate

    d wiThEducational Attainment,”Science 340(June 2013):1467–1471.S

    ee also N.M.Davies et al.,“The Role of CommonGe ne tic Variation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Income: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Child

    Development Study,”Scientifi c Reports 5(November 2015):16509,doi

    :10.1038srep16509.

    [4]K.Asbury and R.Plomin,G Is for Genes(London:Wiley,2014),12.

    [5]G.Davies,A.Tenesa,A.Payton,J.Yang,S.E.Harris,et al.,“Genom

    e-Wide AssociationStudies Establish That Human Intelligence Is High

    ly Heritable and Polygenic,”Molecular Psychiatry 16(October 2011):9

    96–1005,996.

    [6]This is what Eric Turkheimer calls Jay Joseph over the latter’s

    exhaustive critique oftwin studies; E.Turkheimer,“Arsonists at the Cat

    hedral,”PsychCritiques 60(40)(October 2015):1–4,doi:http:dx .doi .o

    rg10 .1037a0039763; and J.Joseph,The Trou blewiThTwin Studies(L

    ondon:Routledge,2014).基因泡沫的幻灭

    事实上，基因研究道路上布满了失败的尝试。数量纷杂的实

    验项目并没有揭示任何实质性的关联度，一些边际发现亦不能在

    重复实验中成功复制。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基因或单核苷酸

    被证明与人类的认知能力有联系(更没有任何现象或数据证明基

    因或单核苷酸是导致认知差异的原因)。

    如今，基因研究越做越大，一些研究相互合并变成了斥资无

    数的联合项目，研究论文也正以不合时宜的速度飞快地出现在各

    种学术期刊中。然而，这些研究的产出无一不是无效结果或极其

    微小的发现，将研究对象的关联性解释成因果关系，几乎所有的

    后续研究均无法复制现有结果以验证其可靠性。

    而基因论先前虔诚的信徒如今也陆续开始表现出失望感。在

    无数大力鼓吹智慧基因的发现预示着未来革命的人中，埃里克·特

    科海默(Eric Turkheimer)一直都扮演着先锋角色。然而近来他

    开始意识到：“让所有人都诧异的是，基因遗传工程搁浅在进化

    的复杂性这个浅滩上。”2015年，他公开承认：“科学家目前还没

    有发现任何基因能够满足相应的标准进而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基因

    、智慧基因、抑郁基因或外向性格基因。” [1]如今这一困境被广泛描述成“缺失的遗传力”。孪生研究估测

    ，智商及潜能的其他因素存在50%的可遗传性。而在行为基因研

    究人员眼中，这昭示着在每个个体差异下还潜藏着无数的可变基

    因。那么，这些基因到底身处何地呢？在本书第二章读者能发现

    ，鉴于孪生研究的缺陷以及智商的真正本质，遗传力估测或许本

    质上就缺乏精准度。

    虽然有诸多失望因子，基因狩猎者仍然继续用“令人兴奋的”“

    激动人心的”“关键转变”等字眼来修饰其研究报告，并不断地告诉

    公众研究成果即将问世。通常情况下科学文献中不使用上述修饰

    字眼，而如今事实与真相更多地表现为一厢情愿的设想而非实证

    型数据。“我们如今知道了许多能量微小的基因负责智商的遗传

    力。”尼古拉斯·谢克沙夫特(Nicholas Shakeshaft)及其同事在《

    智力》(Intelligence)杂志(2015年2月)上如是说，虽然时至今

    日没有证据表明此种“负责”性关系。事实上，许多生物原因恰能

    证明此种关系为何迟迟尚未被发现。

    以人类基因的规模为例。人类的受精卵以及几乎一半的机体

    细胞中拥有大约两万个基因“单字”。每个基因“单字”又由不同序

    列的核苷酸双螺旋“字母”组成，即腺嘌呤(Adenine，A)、胸腺

    嘧啶(Thymine，T)、鸟嘌呤(Guanine，G)和胞嘧啶(Cytosi

    ne，C)。每种亚基在一组DNA链条的序列中占据一个基因位点

    ，每个位点在不同的族群中又能产生不同的核苷酸(因此便又有了单核苷酸多态性)。

    例如，某人所携带的DNA序列组或许为AAGGCTAA排列，而另一人则是ATGGCTAA式排列，即基因替换的结果。其中的

    问题则是在人体细胞的23对染色体中存在超过60亿个核苷酸。平

    均而言，每300个核苷酸中才存在1个单核苷酸多态性，这意味着

    在人类基因组中存在至少1000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

    换言之，人类大多数的基因和核苷酸序列相似。在世界各地

    任意挑选两人，其基因相似性超过99%。一方面，1000万个单核

    苷酸多态仍然意味着无数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得知，几乎所有的变异对人体机能的影响均为中性，即无论拥有何种版

    本的基因，它们的工作表现都同样优秀(本书第四章将重点论述)。将带来差异但数量相对较少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普通多数核

    苷酸相隔离，在严谨的医学条件下绝非易事。然而，考虑到学界

    将个体的某一特质随意定义为智商，或将数据关联性简单定性为

    证据而得出确切结论本身已是幼稚至极。

    事实上，将这些不显眼的DNA与头脑测试分数相联系的方法

    本身即是创造大量虚假关联的手段，毕竟这些分数多是来自被精

    简的测试，通常是孩童在父母的监督下通过电话或网络完成的，并且大多数据被压缩省略因而测试结果多粗糙而失准。但这的确

    是眼下学界的现状，诸多的数据关联犹如一片困惑之中闪烁的星

    光。就学界的困惑而言，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则是其中复杂的生

    理及心理功能虽互不相同，但是又异于眼睛或头发颜色的差异方

    式，不是单个基因或少数基因能决定的。教育或认知表型不仅仅

    是生理特征，与身高体重、奶牛产奶量、母鸡产蛋率等也有本质

    不同。该表型设计成千上万乃至数十万的基因，后者并不能像电

    荷一样累计相加。相反，单个基因通常作为组成因子被吸纳进生

    化网络，在密切的互动中创造不同的变体。

    然而多数困惑都萦绕在被测基因周围。研究报告中出现的大

    部分关联性与智商测试分数相联系，但学界少有共识能清晰地解

    释智商测试究竟测量何物，现已知的解释亦是同样语焉不详。帝

    国理工大学的研究小组发布声明表示他们已经将前沿的基因鉴定

    技术用于找寻与记忆、专注力、处理速率、思辨能力以及执行能

    力等相关的基因。该声明不乏雄心壮志，似乎上述能力是已被清

    晰界定与分类的人类功能。本书将在第三章与第七章力证真相绝

    非如此。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比喻则是：用最为先进的监控设备在

    灰暗的树林里猎捕某种我们尚不了解其外表特征的生物，然而待

    我们真正有所捕获时却又不清楚手上的猎物究竟为何物。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证明此类数据关联实乃偶然，而这要求满

    足极其复杂的一系列具体条件。然而，在寻找相关基因的迫切需

    求下，这一问题被学界所忽视。因此诸多的科研报告中充斥着“×

    ×基因”“基因影响”“原因”“导致”“解释”“影响”“强调”等字眼。我不禁要质疑杂志的评审与编辑为何允许作者安全脱身且未追究其学

    术责任。“普通基因变体对人类皮层下中枢的影响”(Common Ge

    netic Variants Influence Human Subcortical Brain Structures)是2015

    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一篇文章的题目，而该文仅展示了所涵

    盖的基因变异不足1%的数据关联。

    老师与教授一直对单纯的学生谆谆教导，提醒其不忘错将相

    关性解释为因果性的危险。相关性——或相关的关联措施——实

    乃研究人员的陷阱，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最廉价的武器。相关性仅

    是测量两个实体的共变程度，而非A实体如何产生B实体。冰激

    凌销售额或许与白人夏日里暴晒程度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冰激

    凌把人们晒成了棕黄色。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在1981年发表的作品《人类的不当测量》(The Mismeasure of Ma

    n)中将此种对关联性的误解描述为“人类思辨史上最严重，且最

    普遍的两个或三个错误之一”。[2]

    然而在人类潜能和智慧领域的

    探索与解读却倚仗该逻辑并一路高奏凯歌。

    鉴于此，科学家如今普遍担忧此类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便

    不足为奇。现实与炒作之间的鸿沟越加难以弥合，而研究结果登

    上权威期刊或见诸媒体的速度更是有将科学转化成娱乐业的态势。

    因此，迈克尔·希尔齐克(Michael Hiltzik)在《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2013年10月27日刊)发文称，“如今学界普遍追逐炫目的研究成果，加之诸多不负责任的后续研究，这

    都意味着全球各地数以十亿计的资源被投入到一个无尽的‘老鼠仓

    之中”。《独立科学新闻》在2013年8月8日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

    显示：“人类基因组研究如今已临近一个关键节点。遗传倾向领

    域的研究尚无丰硕成果，然而公众早已坚信遗传恰是影响人类疾

    病、精神健康和社会不公的关键因素。”

    如今的现状实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幸运的是，人们开始

    意识到基因组或许并不承载人们梦寐以求的信息。2009年《自然

    》杂志的一篇主题论文指责道：“尽管基因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遗传基因如何繁育复杂的人类有机体现在仍是未知数。”分子

    生物学的研究结果更是惊人地显示，人类基因中根本不含有类似

    信息!

    这恰是如今人们需要努力跨越的认知障碍。帝国理工学院的

    研究者或许会侃侃而谈：标准模型显示基因产物构成基因调控网

    络(Gene Regulatory Networks，GRN)，后者自上而下地管控人

    体发育。但如今分子遗传学实验室里不断流出的数据则表明基因

    调控网络本身要受控于细胞内外其他多种层面的网格。本书第四

    章与第五章将描述有机体及其变异在人体发育期如何借助基因自

    我构建，而非受控于基因建构。

    现代分子生物学同样显示，参照正常范围的复合函数，内在

    基因与外在变异之间几乎毫无关联。几乎人人都想了解发育路径的细节，但要求对发育中所涉及的动态多层系统保持高度敏感，该系统的调控路径更多是通过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方式实

    现。现已有研究能证明幽灵式遗传力(“Phantom”heritability)何

    以从此类互动中衍生——借由数据的人为产物，而非事实的客观

    所在。[3]

    当然，所有的合理化与混淆如今都被用来解释那些隐身不见

    的基因，尤其是在候选基因数量过于庞大，而对变异产生的个体

    影响过于渺小时，诸多此类路径则用来查询基因的“下落”。因此

    似乎又有一种幽灵浮现在我们面前——一种虚构的微小影响基因

    群，目前并没有科学证据证明该基因群的存在。然而此种观点却

    又与其他“幽灵”，即潜能、智慧、基因、独立基因、遗传力以及

    任意关联系数等相关的诸多理念不谋而合。此外，呈现在我们面

    前的还有另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工具，科学家在毫无科学依据的

    前提下凭此印证了社会对忠实之人普遍存在的偏见。

    当然这并不会阻止基因猎手前进的步伐。如今吸引他们的已

    不再是某单个基因，具有一定规模的基因群才是其心头所好。[4]

    我真正担心的是这种要在21世纪将人类潜能“化学化”的研究意图

    或许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其危险程度甚至要远超20世纪以医学

    手段治疗精神错乱的尝试。[1]E.Turkheimer,“Commentary:Variation and Causation in the E

    nvironment andGenom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40(Ju

    ne 2011):598–601; E.Turkheimer,“Arsonists at the Cathedral.”

    [2]S.J.Gould,The Mismea sure of Man(New York:Norton,1981),272.

    [3]O.Zuk et al.(2012).“The Mystery of Missing Heritability:Ge n

    e tic Interactions CreatePhantom Heritability,”Proceedings of the Nati

    onal Acad emy of Sciences 109(January2012):1193–1198.

    [4]P.Wilby,“Psychologist on a Mission to Give Every Child a Le

    arning Chip,”Guardian(February 18,2014),www .theguardian .comed

    ucation2014feb18psychologist -robert-plomin -says -genes -crucial

    -education.后天环境与“先天-后天”情结

    无人可以否认环境在带来个体差异和实现个人潜能领域所发

    挥的巨大作用。人人皆知营养有助于发育，体育锻炼能增强肌肉

    技能，适当饮食能降低脂肪含量。但是，就智商的个体差异而言

    ，是否存在类似的因果关系呢？

    事实上，这一领域的环境模型与前文提到的基因模型几乎同

    样粗制滥造。后天环境通常被看作影响基因的对应因素。除提供

    补给资源(营养)外，环境还培育、支持、限制并减弱基因自带

    的影响因子。许多作者强调环境经历能影响基因性能并能调整基

    因的运行方式，更有作者大谈基因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但基因如

    暴君一般，一直处于支配地位。

    例如，环境对人类智商究竟产生何种影响？研究者对此的解

    读犹如对基因的解读一般，滞后且零散。现已有探索性研究试图

    发现家庭、父母、社会阶层以及其他因素与智商或测试成绩之间

    的数据关联。研究方法则是向父母派发调查问卷，或研究人员实

    地探访学校和住家观察并访问研究对象。而研究所得的关联性涵

    盖一些宏观因素，如父母的教育方式、管教风格、家中玩具与书

    籍数量、家庭收入、居住社区以及房屋特点等。从此关联性中可推断出真正能影响个体智商的恰恰是其他因

    素。当这些关联性被用来指导针对孩童的干预项目时，其效果通

    常微小且不稳定，甚至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参照本书第十章)。导致同一家庭中不同孩童表现出巨大差异的个体经验差异实

    则难以确定。在上文提及的评论中，埃里克·特科海默指出：“(

    人们认为)系统性环境因素导致系统性差异，而所有旨在确定此

    类环境因素的努力均以失望告终。” [1]

    换言之，研究人员似乎并没有把握住人类潜能赖以发展的环

    境究竟是什么。该项研究里充斥着有名无实、未经分析，甚至印

    象式的描述方式，并不能明确规定对个体差异有重要影响作用的

    后天环境到底由何具体因素构成。事实上，该论点反复见诸报端。艾伦·乐福(Alan Love)曾指出，我们鼓励“弱化环境的因果因

    素，以孤立机体内部构成因素对因果关系的意义”。[2]

    也就是说，相比此前斥数十亿美元巨资探索不确切的基因要

    素，人们对该问题的关注相对黯淡。在《剑桥人类发展环境手册

    》(Cambridg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 in Human Development)

    中，琳达·C.梅斯(Linda C.Mayes)与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

    wis)指出，“人们尚未充分认识环境特征与其多样的产出结果。……我们不禁诧异研究人员为什么没有采取系统性手段一探究竟”。黛尔·戈德哈贝尔(Dale Goldhaber)争辩道：“事实上，正是

    因为缺乏此种确切的环境观，所以人们的先天因素愈加显眼并更具影响力，无论是对个人发展抑或是宏观角度的文明演进而言均

    是如此。本土主义者一直在挑战经验主义者，后者却鲜有反击。” [3]

    无独有偶，研究者在环境问题的喻指上也陷入了过度简单化

    的僵局。其中最常见的比喻之一则指这反映了农民以何种方式评

    测土壤质量、喂养或施肥以提高粮食及家畜产量。20世纪60年代

    ，伦敦社会学家巴塞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将此种比喻

    称为园艺的孩童观。而此种比喻构成了许多育婴书籍中关于后天

    环境的基本理念。在《G乃基因》一书中，凯瑟琳·阿斯伯里与罗

    伯特·普罗明向公众宣称，儿童基因的基本知识揭示了“在现实土

    壤中培育儿童的方式，此种方式将帮助他们在天性允许的前提下

    获得尽可能全面的发展”。同时还揭示了“以何种方式借助(学校)环境发挥儿童遗传基因的最大潜能”。[4]

    环境的另一个喻指与体育锻炼有关，鉴于体育锻炼有助于强

    身健体，在一篇名为“明亮”(Brightening Up)的文章中，盖伊·

    克拉克斯顿(Guy Claxton)弱化了内在潜质的概念，然而科学家

    依旧宣称：“大部分研究者如今都相信年轻人的头脑最宜当作正

    在发育中的肌肉，由无数相互交织的肌带组成，并随着体育锻炼

    而不断增强。同肌肉组织一样，人类思维也具备遗传因素。不同

    的人生来带有不同的机体潜能，涉及不同的范畴和秉性。” [5]

    在本书第四章及其他章节，我就后天环境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我意在展示，与基因所获得的关注度相比，后天环境的本

    质以何种方式被学界漠然忽视(以及此种忽视如何带来诸多对基

    因本质的误解)。对比过去的十年间基因组学在公众面前的高曝

    光度，学界迫切需要同样具体且同样经过深思熟虑的“环境组学”。

    这同样也意味着从不同的层面解读后天环境，其中包括人类

    认知能力发展和运行所必须浸染的社会语境。例如，这意味着学

    界意识到人们要想开发并审视自身潜能必离不开后天环境，而基

    因宿命理论本身恰是后天环境中的有害因素。基因或大脑中的不

    足的确会影响儿童认知的发展，并会对其成年后的表现带来不利

    影响。

    [1]E.Turkheimer,“Commentary,”600.

    [2]A.C.Love,“Refl ections on the Middle Stages of Evo-Devo,”B

    iological Theory 1(January2007):94–97,94.

    [3]L.C.Mayes and M.Lewis,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nviro

    nment in Human Develop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

    s,2012),1; D.Goldhaber,The NatureNurture Debates:Bridging the Gap

    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8.

    [4]K.Asbury and R.Plomin,G Is for Genes,102–103.[5]G.Claxton and S.Meadows,“Brightening Up:How Children Le

    arn to Be Gift ed,”inRoutledge Companion to Gift ed Education,ed.T.

    Balchin,B.Hymer,and D.Mathews(London:Routledge,2008),3–9,5.大脑与潜能

    学界认为，印入基因不同层级中的潜能可在不同程度的人脑

    神经网络中得以映射。正如上文中提到的，詹姆斯·弗林称智商始

    于遗传潜能，旨在打造一个功能更为强大的大脑。正如心理学家

    及教育者最近几年将自己成功变身为半遗传学专家一样，其他相

    关人士也试图将自己打造成人脑科学家。综合看来，这些潮流趋

    势带来了一个人们普遍确信不疑的观点，即这是在潜能及行为领

    域解读个人差异的基本方法。

    原则上，认为人脑支撑心理功能的观点并无不妥。但是人脑

    的实用性取决于自身的形态以及与相应的心理功能之间的关系。

    现在一些天花乱坠的报道与不恰当的人脑实验模型不断出现，我

    想要挑战这些错误的认知基础。正如遗传学一样，学者和从业者

    ，乃至媒体和普通大众一直受制于诸多镶嵌着夸张言辞的“本票”。因此隶属于英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The Psychologist)

    期刊于2013年3月发文指出：“强有力的方法论借由崭新的路径产

    出深邃见解，而新的研究路径势必会带来众多解读。”

    同智商遗传基因的经历一样，不断有信誓旦旦的雄心壮志之

    士号称要破解人脑的奥秘，意欲干预其发展历程，因而吸引了巨额投资源源不断地流向野心勃勃的项目。欧盟的人类大脑工程预

    算高达12亿欧元。该项目计划开发一个超级计算机，通过模拟人

    类大脑的工作模式揭示智商的秘密。该项目的负责人称此项研究

    将为揭开人类的奥秘提供根本性的解读。

    过去的20年间，技术进步不断将该研究领域推向新的高度，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工具莫过于人脑扫描技术，更确切地说，即功

    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该技术允许实验者进入一个硕

    大且布满磁场的圆柱形舱体内，被试者可在舱体内保持放松状态

    ，或被要求完成某些任务。在此过程中，流向大脑不同部位的氧

    合血的数量则通过X射线图片显示出来，并作为参考数据反映神

    经系统活动中大脑的区域差异。

    不可否认，该项技术将人脑研究引向新的维度，尤其是在医

    学领域。此外该技术还为人脑活动及连通性提供了直白生动的形

    象画面。但若将该技术用于研究人类潜能等问题，则不可避免地

    会引发疑虑。通常而言，人脑研究的目的在于不同个体的多种活

    动层级或解剖容量与不同的智商水平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此种关

    联用于揭示基因质量差异如何引起脑组织质量不同，而后者又如

    何导致智商差异。研究的下一步论述则是指导教师认识学龄儿童

    的何种大脑有助于帮助他们改善针对儿童的教育方式，该逻辑可

    谓与上文提到的智商研究如出一辙。

    理查德·J.海尔(Richard J.Haier)的研究方法可谓此类研究路径的典型案例。国家早期教育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Early

    Education Research)在对他的一次访谈中称其为“人类智商研究

    的顶尖专家，他的工作结合了神经影像学，将指引我们步入一个

    崭新的未来。届时，每个儿童的大脑运行方式将不再是秘密，教

    师将据此因材施教，为每个儿童定制独特的教育策略”。[1]

    海尔

    的研究网站则称：“理查德现已发现在大脑不同区域中脑灰质与

    脑白质的密度与智商测试或其他认知测试成绩相关联。”该网站

    另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讨论区，里面不乏“脑扫描或能改善职业建

    议”“女性为何难登科学金字塔尖”之类的讨论。

    另一个案例则是杨金菊(Jin-Ju Yang)与其同事的研究。杨

    的团队计划将大脑网格的多种测量维度(包括厚度、褶皱度等其

    他层面)与智商相关联。[2]

    而此后，世界各地媒体大肆宣扬对男

    女大脑的扫描报告显示了“旧时的老生常谈自有一番道理。男性

    大脑显然更适于感知与协调性行动，而女性大脑则更擅长社交和

    记忆”[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13年12月3日报道]。

    此后试图发现此种关联的类似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更有诸多与政策制定相关的团体蠢蠢欲动，寻觅人脑构造的其他

    深奥之道，试图以此解决社会结构中更深层次的问题。

    教育基金会(Education Endowment Foundation)便是上述团

    体中的一员，该基金会致力于“打破家庭收入与教育成就之间的

    关联，确保来自不同背景的儿童能够实现自身潜能，全面施展自身才华”。2014年1月，该基金会宣布与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

    ust)合作“发起基金项目，支持在教室中使用神经科学以发展和

    评估基于神经科学的教育干预措施及其有效性”。

    如《心、脑与教育》(Mind，Brain and Education)之类的

    一些专业性期刊数量也开始暴增，并试图“通过神经科学实现自

    身转型”。早在2003年，《自然》杂志上一篇社论便曾意图“将神

    经科学带入教室”。《心、脑与教育》发表了一篇名为“小脑袋，大计划”的特写文章，论述教育与认知神经学之间的关系。玛丽

    安·西格曼(Marian Sigman)与同事合作在《自然神经科学》(2

    014)发文称“如今是搭建桥梁的黄金时机”。保罗·霍华德-琼斯(

    Paul Howard-Jones)公开反对“脑扫描教学计划”方案，但又支持

    开发基于神经科学的学习技术。他曾公开支持研发一款名为Zond

    le Team Play的网络应用软件，称其“使教师以游戏的方式组织课

    堂学习，这是神经科学推崇的理念”。[3]

    伦敦皇家学会(London Royal Society)也不甘落后，自2011

    年起该协会便连续发布一系列的脑电波模块，此类模块被用来呈

    现“神经科学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有望对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该协会对人脑与基因之间的关联及其对教育和政策的潜在影响寄

    予厚望：“神经科学阐释了除环境因素外，基因组成对个体一生

    中的学习能力的影响。这使我们能够确定描述教育产出的关键指

    标，并能为评估不同的教学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4]

    此外，该协会还坚信，一个世纪前科学改变了医学的面貌，如今神经科学也

    可以给教育事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科学家普罗明及其同事督促教师变身为遗传学家，比如像已

    逝去的约翰·吉克(John Geake)[《学校的大脑》(The Brain at S

    chool)一书的作者]这样的善意的教育心理学家早已将教师称为“

    大脑科学家”。我们还被告知，人脑基因组成的差异要求不同的

    班级组合，这不免带有一丝柏拉图般的理想主义情怀。家长也受

    到一股科学乐观主义浪潮的影响，而后者通常在尚未得到正常科

    学程序验证的前提下，便已被大众媒体广而告之。教师如今每年

    都会在收件箱里发现几十封不请自来的广告，无一不是宣传“基

    于大脑科学”的教学体系。

    我无意质疑其中动机，但不得不质问此类研究目标与声明所

    赖以成立的概念架构。虽急于加入这场狂欢，但是此类概念架构

    显然不具备说服力。以英国心理学学会2013年举办的“教育中的

    神经科学”工作坊为例，其研修目的在于开发一种“基于大脑的”关

    乎教与学的全新路径。其网站宣称该路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

    样的脑功能网格，以尽可能实现最大化奖励并将威胁降到最低，这与人脑网格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时的功能模式几乎一致……

    换言之，无论是处理社交需求，抑或是满足对水或食物等基本生

    存所需，人脑的工作模式并无差异”。[5]

    而这又抛出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类需要如此硕大的大脑？政府显然对基因、大脑及潜能等领域表现出浓厚兴趣，这是

    出于一些更为实用性的原因：满足我们的经济机器对劳动力的需

    求，维持本地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打造一种“机会

    均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以及在人力资源总监的

    字典里，潜能被模糊但又理想化地定义为“智慧资本”。“神经经济

    学”自身则变成了一个增长点，甚至还有一本同名期刊出版发行。

    然而，大公司同时还关注操控基因与人脑的可能性，其目的

    则是将我们打造成优秀的消费者。例如，我曾收到一封邮件，发

    件人是一个名为“神经营销学”(Neuromarketing)的跨国公司。

    该公司的这封邮件用略显拙劣的文笔邀请我去它们的网站上了解

    “人脑如何处理信息”，以及“人们如何决定自己的购物车”。网站

    页面上布满了花花绿绿的人脑、神经系统以及大脑皮层网格图片

    ，此外还有些“研究者在研究人脑的反应以审视大脑对广告的反

    应”及其他相关话题的宣传。

    我想再次强调，我担心的不是此类研究领域取得了真实的发

    现和进展，而是强加在研究关键词上的仓促且简化的解读(例如

    ，大脑或基因是人类潜能和行为的基础，而非潜能和行为的资源)。向教育领域渗透神经科学被普遍视为功在千秋，但是在其后

    的章节里我将揭示被许多研究计划视为研究基础的人脑运行模型

    实则被严重误解了。[1]R.J.Haier,interview wiTh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arly Educa

    tion Research(December 2008),http:nieer .orgpublicationsrichard-j-

    haier -reading -young -minds-unlock -their -possibilities.

    [2]J.J.Yang,U.Yoon,H.J.Yun,K.Im,Y.Y.Choi,et al.,“Prediction fo

    r Human IntelligenceUsing Morp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Cortical

    Surface:Partial Least SquaresAnaly sis,”Neuroscience 29(April 2013):

    351–361.

    [3]P.A.Howard-Jones W.Holmes,S.Demetriou,C.Jones,C.,O.Mor

    gan,et al.,“NeuroeducationalResearch in the Design and Use of a Lear

    ning Technology,”Learning,Media and Technology 40(September 201

    4):1–20,1.

    [4]Royal Society,Brain Waves Module 2:Neuroscience,3.

    [5]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www .bps .org .ukeventsneuro

    science -coaching.大脑泡沫怀疑论

    不管会对教师及公众产生何种影响，众多遗传学神经科学家

    如今已经开始回应那些看起来夸张或不够成熟的声明与研究报告。学术界做了大量杰出的工作，这值得肯定。但是另一个常态则

    是，技术与方法论通常在发展速度上快于研究视角、理论和解读

    的发展。我们对大脑功能的理解尚不充分，并且在许多情况下，真实的解读需要基于多种层面(本书后半部分将重点论述该观点)。

    一个简单的例证则是对男女脑容量差异的解读，及男女数学

    成绩差异的原因解释。基于生物学(荷尔蒙)及人脑研究成果，科学家告诫教育者要更多地关注男孩与女孩之间的生理差异。然

    而在过去的30年间，学龄男女的数学成绩差异几乎已不复存在。

    在美国大约有30%的博士学位授予女性，个中原因或许涉及多个

    方面，但是神经网络差异显然不在其中。

    大多数问题可追溯到学界的普遍倾向，即上文中提到的诉诸

    大脑的简单喻指或机械模型。这也是萨利·萨特尔(Sally Satel)

    与斯科特·利林费尔德(Scott Lilienfeld)在《洗脑：无意识神经

    科学的致命诱惑》(Brainwashed：The Seductive Appeal of Mindless Neuroscience)一书中提出的严厉警告。在该书中，两位作者

    告诫读者要警惕对研究结果做过度的决定论式解读，尤其是当研

    究结果粉饰研究缺陷或复杂性时，更应加倍谨慎。我本人对保罗·

    霍华德-琼斯研发的小程序持怀疑态度，但保罗亦不赞成“关于大

    脑的诸多以讹传讹，即神经谬传，这在中小学与大学里一直经久

    不衰，甚至被用来验证教育方式的有效性”。[1]

    其中的主要问题在于，无论人脑扫描的彩色照片何等绚烂，人脑始终都是难以破解的。在本书第六章，我将集中探讨一些问

    题，其中包括该体系中一些异样的声音、在圆柱形密封空间里接

    受扫描的体验、展示真实性认知任务并唤起积极反应的难度等。

    人脑成像更像是当原材料运入工厂或运出成品时，通过观察

    不同车间的灯光明亮度来判断工厂园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外

    ，对于磁共振成像(MRI)而言，尽管有几千个不同的窗口(脑

    组织的微模块)，灯光亮度却是彼此均等，而这不能解释在这些

    不同的窗口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亦不能证明其工作基础或工作

    结果是什么。马泰奥·卡兰迪尼(Matteo Carandini)在《大脑的未

    来》(The Future of the Brain)一书中提醒读者，认知并不在于

    多个孤立的循环，而是取决于不同循环之间的互动与运算。[2]

    克雷格·班尼特(Craig Bennett)与同事在对一条已经死亡的

    三文鱼做脑部磁共振成像扫描时发现了明显的动态痕迹!有了上

    文的背景知识，读者便也不觉得奇怪了。克雷格的团队被授予2012年神经科学搞笑诺贝尔奖(IgNobel Prize)，获奖原因是其“证

    明了大脑研究者借助复杂的工具和简单的数据便可在任意地方发

    现影响深远的大脑活动——甚至在一条死亡的三文鱼身上也能有

    所发现”。[3]

    这个故事当然很好笑，甚至对科技带给我们的诸多福祉，尤

    其是医学领域的福利略显不公。出于这种担忧，《认知与情感行

    为研究》(Cognitive and Affective Behavioral Research)期刊出版

    了一刊特集，专研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可依赖度与可复制性。在

    出版前言中，迪安娜·巴克(Deanna Barch)与塔尔·雅尔可尼(T

    al Yarkoni)强调：“我们需要后退一步审视并开发新的策略和方

    法，以解决复制实验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现实存

    在还是推演得来的。” [4]

    他们还专门提到了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解读的多种分析选择，而后者可以人为地得出研究人员“心仪的”

    结果。《心理科学视角》(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在一期特刊中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而这一问题尤其能影

    响将智商与大脑功能及大脑结构的不同面向相联系的诸多努力。

    事实上，美国心理学协会下属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早已向我

    们提出警告。该机构于2012年召开了特别会议，评估了在智商解

    读领域取得的进展：“人脑领域兼顾理性与持续性的研究极其有

    限。”“针对不同的流体推理任务所需的激活模式各不相同，因表

    面上相似的推理类别而被激活的大脑区域似乎与任务的内容和语境密切相关。”该组织还指出：“两组不同的智商测试显示仅是有

    限的大脑相交区域可被确定。”不断有研究尝试证明具备较强能

    力的个体通常是神经层面更为高效的问题解决者，研究人员对此

    提出质疑，其中原因是“这些研究结果为智商提供了某种不甚连

    贯的图片，而图片的主角则是神经基础”。[5]

    迈克尔·鲁特(Mich

    ael Rutter)与安德鲁·皮克尔斯(Andrew Pickles)同样也提出警

    告：“尽管人脑成像技术是一项重要工具……目前为止该技术的

    成就并没有兑现曾做出的诸多许诺。” [6]

    神经科学与教育领域的相关承诺也都难逃类似命运。一项重

    要的评审报告指出，“目前尚没有案例能带来新型且高效的教学

    方式”，“未来，神经科学不具备提升教学效果的可能性”。该报告

    更是指出，“认为理论性动机构成教育型神经科学的基础是受到

    了误导”，而事实上“神经科学家并不能帮助教育者，教育者却能

    为神经科学家提供有利的信息”。[7]

    如此言论表明在宏观概念之外的其他领域，人们对潜能何以

    与人脑相联系尚未达成共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现已有充足的具

    体发现，这些成果却尚未融入解释人脑功能的整体理念之中，亦

    没有解释人脑在进化过程中何以变得如此复杂。史蒂文·罗斯在《

    柳叶刀》(The Lancet)期刊发文“神经科学的五十年”(50 Years

    of Neuroscience)称：“早期困扰学界的许多问题如今依然没有得

    到解决。神经科学虽然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产业，并不断有数据从中流出，但是将不同理论系于一体的壮志雄心如今依旧供不应

    求。” [8]

    乔纳森·罗塞尔(Jonathon Roiser)在《心理学家》(2015年4

    月刊)中同样抱怨：“目前，就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而言，我们尚

    缺乏一个可接受的神经科学解释。”盖里·马克斯(Gary Marcus)

    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15年6月27日刊)发表文

    章“直面事实：人脑实乃计算机”(Face It，Your Brain Is a Comput

    er)，但此后又转而指出神经科学家仅是专注于“解读狭隘有限、可测量的现象，却又未能解决更为宏大的认知问题，即人脑的功

    能是什么”。[9]

    同基因遗传学的经历一样，我们如今已掌握了人脑中的一些

    具体结构与运行过程，但在真实的后天环境与社会语境下，这些

    结构与功能如何在人脑与智慧的高级功能领域运转又是一个让人

    头疼不已的问题。因此，心理学领域上空如今被巨大的谜团所笼

    罩——如何将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相联系，甚至还有观点认为神经

    层面的分析最终将使心理学成为一种冗余的存在。[10]

    在本书第六章，我将阐述眼下一种正在逐步发展壮大的视角。该视角向人们解释了大脑是如何成为一种动态且相互交织的互

    动与联系网络。人脑的运转包含多重层面和程度，这其中有亚细

    胞分子集合、突触连接、区域脑回路，甚至连接不同脑区域的大

    规模神经网络。同时，人体之中这些高度活跃的网络还被镶嵌在社会关系网之中，而后者则牵涉不同大脑的多重关系。由此，我

    们可以得出结论，潜能在大脑本身的动态运转中得以创造，而非

    被研究发现。

    [1]P.A.Howard-Jones,“Neuroscience and Education:Myths and

    Messages,”NatureReviews Neuroscience 15(October 2015):817–824,8

    18.

    [2]M.Carandini,“From Cir cuits to Behaviour:A Bridge Too Far?”in The Future of theBrain:Essays by the World’s Leading Neuroscien

    tists,ed.G.Marcus and J.Freeman(Prince ton,N.J.: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3]C.Bennett,A.A.Baird,M.B.Miller,and G.L.Wolford,“Neural C

    orrelates of InterspeciesPerspective Taking in the Post-Mortem Atlanti

    c Salmon:An Argument forMultiple Comparisons Correction,”Journal

    of Serendipitous and Unexpected Results1(2010):1–5,www .improbab

    le .comigwinnersig2012.

    [4]D.M.Barch and T.Yarkoni,“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

    n Reliability andReplication in Cognitive and Aff ective Neuroscience

    Research,”Cognitive,Aff ectiveand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3(Dece

    mber 2013):687–689,687.[5]R.E.Nisbett,J.Aronson,C.Blair,W.Dickens,J.Flynn,et al.,“Intell

    igence:NewFindings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American Psych

    ologist 67(February–March 2012):130–159,130.

    [6]M.Rutter and A.Pickles,“Annual Research Review:Threats to t

    he Validity of ChildPsy chology and Psychiatry,”Journal of Child Psy

    chol ogy and Psychiatry 57(March 2016):398–416,406.

    [7]J.S.Bowers,“The Practical and Principled Prob lems wiThEdu

    cational Neuroscience,”Psychological Review(March 2016):http:dx .

    doi .org10 .1037rev0000025.

    [8]S.Rose,“50 Years of Neuroscience,”Lancet(February 14,2015)

    ,599.

    [9]J.Roiser quote on p.285.A version of the G.Marcus article app

    ears in print onJune 28,2015,on page SR12 of the New York edition.

    [10]For discussion,see S.J.Schwartz,S.O.Lilienfeld,A.Meca,and

    K.C.Sauvigné,“TheRole of Neuroscience Within Psy chol ogy:A Call

    for Inclusiveness over Exclusiveness,”American Psychologist 71(Janu

    ary 2016):52–70.更为乐观的未来

    本书的创作意图不仅是敦促学界警惕华而不实的数据与研究

    声明，而且意在：①警告学界在人类潜能领域或许存在诸多意识

    形态根源；②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察视角。其中，将“先天-后

    天”之争融入社会与意识形态语境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正如上文《自然》杂志提到的一样，科学家在处理科学证据

    时需要更加仔细谨慎，这也意味着他们须确定诸多隐藏在科学概

    念下的先入之见，并检验科学数据的可信度与客观性。例如，在

    智商基因领域，须证实智商测试的可信度并揭示所谓的关联性即

    为因果性。在学界消除眼下的诸多疑问之前，研究者秉持的最安

    全的立场应该是承认诸多假说的无效性(这在民主社会当然是适

    宜且恰当的)。换言之，眼下所默认的关联度不存在这一立场不

    应被否定。[1]

    研究者秉持的另一个立场应该是理查德·勒纳(Ric

    hard Lerner)的提议：“对目前进化科学领域的大多数组织机构，以及该领域的大多期刊而言，眼下现状为合著研究论文，并广泛

    传播共识性的结论，后者多为就过去相关的糟糕科学以及当代遗

    传还原论观点。” [2]

    然而，我们如今处在一个越加强势的位置，可以针对人类潜能提出更多积极且乐观的选题。许多学者如今对遗传学领域的海

    量变化或关键转折点议论纷纷，并表示眼下需要辩证地评估现有

    的基本概念。同样与人脑研究经历的路径一样，学界对此的喻指

    也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将其比喻为机器或计算机执行内置系统

    ，到不仅能表现潜能，也能积极创造潜能的互动型动态系统。

    我的民主型无效设想如下：生物学原因可导致一些形式的残

    疾，并影响少数的群体。但是大多数人的生物构造都足够优秀，发育形式也允许其充分参与到各种程度的社会生活之中。人类潜

    能有赖于人体发育遇到的促进或阻碍效果。无论对于生理还是心

    理而言，这均是一个可以采纳的合理立场。一个新的涉及基因、大脑与人类潜能的故事正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这个故事将更为

    精彩且充满希望。

    [1]O.James,Not in Your Genes(London:Vermillion,2016).

    [2]R.M.Lerner,“Eliminating Ge ne tic Reductionism from Develo

    pmental Science,”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12(October 2015)

    :178–188,185; see also R.M.Lerner and J.B.Benson,“Introduction:Em

    bodiment and Epigenesis:A View of theIssues,”Advances in Child De

    velopment and Be hav ior 44(2013):1–20.第二章

    伪装基因心理学目击者

    大多数人的智商差异显而易见，然而行为遗传学家声称以科

    学方法测量和解释这些差异则意味着客观性与权威性。同时他们

    还得出结论，现已测量的智力中一半以上的变异性要归因于基因

    的差异，而这一结论同样也具备缜密性与科学性。通过揭示初始

    的科学状态，行为遗传学家在过去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数以

    百万计的人及其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破坏性

    的影响。这虽然让人深感不幸，但这是冰冷的事实。

    此种影响力要追溯到许久之前。早在1909年，英国心理学家

    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便已对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建议道：基

    因的差异是与生俱来之事，不同群体与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潜能

    差异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不可改变的。伯特在年纪尚轻之时曾拜

    访优生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并被高尔顿的观点吸引。此后伯特

    于1938年加入英国教育咨询委员会担任咨询顾问。该委员会声称

    ：“智力的发展与进步受制于一个核心因素，即通常所称的‘一般

    智力’。”此份报告同时指出：“心理学目击者证实，在孩童低龄期

    便可精准地预测其智力上限。”这一论断于学界而言并不新鲜，如今人脑与基因研究提供的新建议则是，“不同孩童所需的教育方式在一些重要方面亦不相同”。

    伯特的观点受到美国及欧洲学者的追捧，并不断融合大西洋

    两岸的社会、家庭、后天环境政策。如今人们普遍相信心理学家

    可测量个体的天生潜能，其中一个著名案例是一个专门在线出售

    学习参考资料的私人公司——TheSchoolRun.com——给父母的建

    议：“大部分中学借助CAT(Cognitive Abilities Tests，认知能力

    测试)测量学生的一般智力，从而按照学生能力为其分班或安排

    相应的课程。”“CAT能反映孩童的潜能、日后潜在的成就以及最

    佳的学习方式。”此外，家长不需要专门培训孩子应对此类测试

    ，“这些测试的设计初衷则是事前不需要任何复习或准备便可评

    估孩童在逻辑思辨能力方面的潜能。CAT不同于普通的数学或英

    语测试，并非测试孩童的知识面或理解能力，因此被测孩童并不

    能事先练习如何回答此类问题”。该测试的心理学目击者解释道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帮助都不会对孩子在CAT中的表现产生

    任何影响。”

    这些网站本意甚好，但是它们被道听途说来的心理学文献所

    误导，并且对文献的意识形态根源不甚了解。这些文献归根结底

    不过是在迎合伯特当年提出的警告：“遗传基因的不平等性是我

    们无法逃脱的共同命运。” [1]

    如今学界倾向于使用更为温和的术语——“定制化学习”，但

    究其根本仍是同于以往的基因模型。普罗明在2013年12月4日对英国下议院教育特别委员会提出建议，他认为：“50%的个体差异

    源于遗传基因的不同，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父母、教师及

    其他人通常并不质疑心理学家何以如此博闻强识，但本章要一探

    究竟。

    [1]C.Burt(1959).“Class Diff erences in Intelligence,”British Jour

    nal of Statistical Psychology 12(May1959):15–33.基因真相

    伯特对智商的论述与当代行为遗传学家对智商的定义在时间

    上相隔多年，但两组论述的立足点基本相同：同样的关于基因的

    狭隘概念，以及同样错误的假说——基因如何步入成形与变异的

    发展阶段。这其中基本的问题则是对智商的推断并不基于客观存

    在的基因(或后天环境)，而是基于基因的假想模型。没有人曾

    目睹伯特或其学术追随者所吹捧的基因，我们不能清点其数量，亦不能测量其重量，更不能估测其电流量或对其评级。同样我们

    无从得知某个体的基因序列如何排列，带有何种效果(除非在个

    别错乱失衡的情况下)。无人能证明基因在一个监控得当的实验

    环境中所得出的因果关系(而其他领域的顶尖科学研究却能有所

    收获)。

    行为遗传学家只得另辟蹊径求助于统计数据模型。当然模型

    研究法可适用于几乎各个科学领域(我本人也曾多次使用模型法)。但是从此类模型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与实验前做的假说并无差

    别。学界有一个老套的笑话(一说“天马”，一说“天牛”，版本众

    多)，其中一个版本如下：一个物理学家大声地宣布自己能精准

    地预测任何赛马比赛的冠军，但同时又小声地说预测的前提是这匹马必须是极其灵活的天马，并且有固定的重量，能够在平地上

    以固定的速度跃过一定距离。

    行为心理学家为证明基因对人类潜能的重要影响，都选用诸

    多的基因模型进行研究，而这些模型大同小异，本身即存在巨大

    的争议：它们大多基于高度精练的假设，涉及基因、后天环境、智力的本质及发展路径，以及如何描述并测量个体基因的差异。

    证伪这些假说并非难事，但这些假说带来的后果致使诸多研究模

    型远离现实，对现实智力个体差异的演进及其形态的发展置若罔

    闻。

    由此不难发现，检验这些模型所提出的假说与期望值至关重

    要。本章先从其中一个基因模型开始谈起。孟德尔遗传学

    查尔斯·达尔文强调遗传性在人类变异和进化中扮演的重要角

    色，但是他同时并不了解由父母遗传给后代并影响其变异的遗传

    物质究竟是什么。达尔文曾将其模糊地定义为某种由精子与卵子

    融合而成的胚质。这意味着大多数基因变异在自然环境下会持续

    进行，与体重或身高的变化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19世纪60年代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豌豆

    实验开始一直到1915年左右，遗传学领域的后续研究发现却衍生

    出了异样的声音。这些研究显示遗传物质以颗粒性而非准流体或

    生殖质的形式流向下一代。起初的研究似乎暗示基因与身体的某

    种机能发展呈一一对应关系。例如，某基因的不同变化形式会决

    定眼睛的颜色，而另外某个基因的变化会决定头发的颜色。但事

    实上，真相要更为复杂。

    孟德尔选择豌豆做实验研究有其特殊原因。豌豆呈现出的诸

    多特质于类别上带有显著的变异特征，而每种类别均容易逐一分

    离计数。此外，彼时豌豆种子易于购买，繁殖能力强，且繁殖速

    度快。更重要的是，豌豆可自花授粉，并能在同类或杂交植物间

    实现异花授粉。事实上，孟德尔早在研究的头两年便已确立了带有特定特征且可繁殖的豌豆纯系种。例如，豌豆有红花与白花、圆粒或皱粒、绿豆荚与黄豆荚，以及长茎与短茎之分，这些都是

    性状变异(Phenotypic variation)中的不同性状表现型(Phenotyp

    e)。

    孟德尔的研究发现如下：将红花豌豆与白花豌豆相杂交仅能

    培育出红花豌豆，而非混合色或中间色的后代。然而，一代植株

    (F1)自花授粉所培育的二代植株(F2)中红白花的比率为3∶1

    ，与其他性状杂交后的F2植株红白颜色分布也呈现类似比例。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隐性性状何以在杂种一代中完全被显性

    性状遮盖，而又在杂种二代中重新显现？尽管一代植株为红色花

    朵，植株本身显然仍然携带着白色花朵的隐性性状，而融合遗传

    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

    孟德尔继续于杂种二代植株中借助杂交与回交杂种技术展开

    育种与计数研究。当然如今人们已经知道了每个后代均有遗传基

    因的两种形式(一对等位基因)，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并分别

    呈现显性性状与隐性性状，每对等位基因或完全相同或根本相异。将这些结论综合分析有助于解释特定的性状比率，并能确定孟

    德尔遗传学的基本定律。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德尔的实验研究中

    ，后天环境并没有被纳入他的考量体系，因为该因素并不会导致

    实验结果的差异。非孟德尔式性状

    孟德尔式遗传性状在人类身上亦有显现，人们的眼睛颜色、发色、血型、额头是否有“V”形发尖、是否为色盲，乃至一些疾

    病(例如，亨廷顿舞蹈病或肌肉萎缩症)等均与其有关。然而，人们最终发现大部分的遗传性状不同于孟德尔的发现，后人研究

    发现的性状类别更为清晰(甚至上文所述孟德尔发现的性状如今

    经研究证明亦受制于其他因素)。

    例如，1908年瑞典植物育种专家赫曼·尼尔森-厄勒(Herman

    Nilsson-Ehle)以红、白两种颜色的小麦种子为实验对象展开研究。他所培育的后代并没有简单地呈现非红即白两种类别，而是呈

    现出从深红到浅白的递进式色泽；而色调比率也并不支持前人得

    出的基因与遗传特征一一对应的结论，相反，尼尔森-厄勒的研究

    结果表明有三对基因变体(等位基因)同时控制着小麦种子颜色

    的遗传，并且它们各自产生的影响似乎以不同的比例相互叠加。

    随后的研究又证明环境因素也会影响种子颜色，故而使其呈现出

    递进式的颜色排列。

    事实上，学界早已明确诸如身高、体重之类的身体特征是通

    过连续值而非离散值得以体现的，其中涉及数量庞大的基因变体，而遗传性状的变异显然受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质量性状(Qu

    alitative traits)与数量性状(Quantitative traits)通过研究被区分

    开来，前者指个体呈现不连续变异的遗传性状(孟德尔式性状)

    ，而后者则指一个群体内的各个个体可被测量或评级的连续变异

    的性状(非孟德尔式性状)，亦被称为多基因性状(Polygenic tra

    its)或生物统计学性状(Biometric traits)。心理学家很快纷纷将

    人类潜能或智力假定为一种延续性性状，并具有同样的排列方式。确定突变之因

    20世纪20年代，农业研究领域也开始对遗传学表现出浓厚的

    兴趣。研究者意识到了解某特定性状的多种变异形式有助于了解

    基因突变，进而指导农作物和牲畜的育种，从而实现产能的最大

    化。假设奶牛的产奶量与基因突变有关(高遗传力)，因此挑选

    高产奶量的奶牛育种或许能提升后代奶牛的平均产奶量。如果基

    因突变主要受制于环境差异(低遗传力)，选种育种则对产奶量

    并无太大影响。

    然而对于延续性性状而言，估测其遗传力的难度要远高于孟

    德尔式性状。选择一组孟德尔式性状不同的个体并仔细研究，不

    难发现每个个体究竟拥有何种基因。多基因性状则不具备这种优

    势，原因有三：①该性状涉及多种基因；②该性状为连续变异；

    ③该性状的部分构成受制于不同的基因，另有部分构成受制于不

    同的后天环境，而研究者无法区分基因或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影

    响力。

    随后登场的另一位巨匠是统计学家罗纳德·费希尔(Ronald Fi

    sher)。费希尔设想自己的想法或许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可行之道。费希尔对遗传学的兴趣源于他对人类优生学的兴趣。1918年他发表了针对多基因性状与连续性状的研究成果。费希尔就基因突

    变引入了新的数据分析方法，并提议区分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对

    计量变异的不同影响。

    费希尔首先承认了基因的多样性。但假若基因对个体的影响

    互不干扰(如孟德尔式基因的随机组合一样)并相互叠加，那么

    则可以推断个体的多种差异仅是个体基因总和的差异，即基因对

    突变的整体影响——亦称为遗传力——可以认为是这种综合的随

    机变异，该推论的立足点是基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各自影响力能

    被区分开来。事实上，遗传力能在已知的亲缘物种中产生可供观

    察的相似性范式，因此这一推论绝非痴人说梦。如若基因影响力

    庞大，则同卵双胞胎在外表上高度相似，异卵双胞胎或直系兄弟

    姐妹次之，再次之为表亲，而任意个体在外表上的相似度应最低。

    因此，遗传力最终应具备可统计性(费希尔的论文原题为“

    孟德尔遗传假设中亲属关系的研究”)。费希尔对人类的研究得

    出了著名的结论：“对目前可获得的最优秀的人体的测量研究表

    明非遗传性因素的影响极其微小，乃至毫无影响。”“孟德尔的因

    素累积假说似乎与现实精准匹配。” [1]

    然而，费希尔又在论文中称：“本文将不再涉及任何可以避

    免的困难或难题。”他提到的其中一个难题实为一种可能性，即

    基因的影响因素或许并不如体重或重量一般相互叠加，而是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又称“基因交互作用”)。同时，基因间的相互

    影响或许因所处的后天环境的不同而彼此相异——学界定义为“

    基因-环境交互作用”。任何一个可能性均能毁掉整个实验公式。

    另一难题是环境影响力在动物实验中实则可控，在实际操作

    中，这通常意味着随机分配实验环境，因此每个基因型(Genoty

    pe)都有同样的机会经历不同的环境。对田野里的牛群、鸡舍里

    的母鸡而言，这无可厚非，然而对于人类而言这显然不具备实际

    操作性。在不同的亲戚间，环境影响的同质性有待考量，本章下

    文将有详细论述。放眼如今的科学界，此类精简过的假说比比皆

    是，并且经常被使用。然而，费希尔晚年似乎意识到自己所设计

    的解决之道更像是“天马理论”，他坦言：“遗传力研究源自生物测

    量学，但是缺乏对数据的透彻分析。该研究和其他所有的捷径式

    研究一样均为不幸的存在。” [2]

    无论如何，这篇发表于1918年的论文对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很快就被心理学家和行为遗传学家与其他假说融合，并用于

    人体心理的研究。如今致力于智商遗传研究的科学家仍在无视这

    些难题，并沿用这些“不幸的捷径式研究”。

    [1]R.A.Fisher,“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latives on the Sup

    position of MendelianInheritance,”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52(1918):399–433,433.

    [2]R.A.Fisher,“Limits to Intensive Production in Animals,”Journ

    al of Heredity 4(September1951):217–218.For critical analy sis of the

    diffi culties,see J.Tabery,BeyondVersus:The Strug gle to Understand t

    he Interaction of Nature and Nurture(Cambridge,Mass.:MIT Press,201

    4).行为遗传学的崛起

    西里尔·伯特将费希尔的解决之道引入人类精神心理的研究中。伯特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中解释，他的研究目的是揭示人类智

    力变异的真正原因。他将智力定义为与生俱来的认知能力，可通

    过智力测试测量体现。伯特的错误在于，在对智商测试成绩差异

    的分析中将遗传因素与环境影响孤立开来。

    严格受控的育种实验并不适用于人类实验研究，尤其是对诸

    如认知能力等人类复杂功能的研究实验更是如此。除不了解个体

    的基因遗传背景或环境因素外，人体实验研究还存在道德性问题。然而，正如费希尔(高尔顿甚至也有论述)所言，亲属间已知

    的基因相似性(尤其是双胞胎)表明研究人员应采用自然实验。

    同卵双胞胎的特征基因相同，源于他们共同孕育于同一个卵子，因而为单卵(同卵)孪生(Monozygotic，MZ)；异卵双胞胎平

    均而言只有半数特征基因相同，原因则是他们孕育于两个不同的

    卵子，因而为双卵(异卵)孪生(Dizygotic，DZ)。同理，父母

    与子女间，或兄弟姐妹间的相似性亦可用同样的理论解释。表亲

    之间的特征基因仅有14的相似性，而从人群中随机挑选的两人基

    因相似性则为零。事实上，比对亲属间的相似性或许能将遗传因素与环境影响分离开来，而潜力或智力的遗传力或许亦能以同样

    的方式估量。至少，伯特和他的后继者对此深信不疑。

    最简单的研究方法莫过于比对在不同环境中被抚养成人的单

    卵孪生胎。此举似乎能控制环境因素对基因相似性的影响力，并

    能使基因差异得以充分体现。单卵孪生胎之间的相关度能直接估

    测遗传力。

    在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论文中，伯特声称已经完成了此类比

    对并且已经测量了成长于不同后天环境中的双胞胎的智商，从而

    得出评估结论：智商的遗传力为0.83(83%)，这意味着83%的

    智力差异与基因差异有关，只有17%的智力差异受到后天经验的

    影响。

    然而，异地成长的单卵双胞胎毕竟为数不多，伯特似乎靠着

    非凡的运气才能聚集如此规模的被试群体。另一种研究路径为比

    对单卵孪生胎与双卵孪生胎的平均相似度，彼此的相似度与基因

    相似度的对应值则为遗传力指数(研究人员如此声称)——此种

    策略被称为“经典孪生胎研究方法”。

    两种研究路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便受到了热烈的追捧，虽

    然技术上更为完善，但仍是沿用相同的基本逻辑和研究步骤。然

    而出于多种原因，这些方法饱受质疑与争议，早已被学界弃之不

    用。伯特去世后，研究数据造假的传闻甚嚣尘上，因此如今的心

    理学家与科学家亦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伯特的研究成果。在里昂·卡明(Leon Kamin)用法医的手段验证伯特的实验数据后[1]

    ，学

    界意识到此种比对单卵孪生胎与双卵孪生胎的经典方法易受到环

    境因素影响。

    在审视研究方法的问题之前，我们还需审视研究方法本身的

    理论缺陷。这些研究方法大多基于诸多简化的假设，后者多用来

    获得预测值与孪生胎关联性做比对。伯特在发表于1956年的论文

    中共使用了六十余次“假定”“假说”等字眼，并以一段不甚充分的

    论述结尾：“本文所引假说或许不能完全免予责难。” [2]

    [1]L.J.Kamin,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IQ(New York:Erlbaum

    ,1974).See alsoS.Rose,R.Lewontin,and L.J.Kamin,Not in Our Genes:

    Biology,Ideology and HumanNature(New York:Random House,1985)

    .

    [2]C.Burt and M.Howard,“The Multifactorial Theory of Inheritan

    ce and Its Applicationto Intelligence,”British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sy

    chol ogy 8(November 1956):95–131.纷纭假说

    行为遗传学家用来测算个体差异所受基因影响的公式算不上

    简单直白。鉴于测量值为人口的不同方面，呈现统计性，如平均

    值和突变性，而非某特定范畴里的个体数量，此外，实验测量结

    果多来自某一人口群体的样本，而非来自每个个体，因此科学家

    在使用统计公式之前尚需综合考量诸多事宜。在民意调查盛行的

    年代，大多数人对这些困境和不足尚有模糊的意识。然而当时的

    研究逻辑多围绕着研究结果(即双胞胎的关联性)展开(如果生

    来即有基因突变)。纷纭的假说孕育了一个模型，而研究步骤则

    被称为“模型拟合”(Model fitting)。下文中我们将重点探讨彼时

    的基本模型。

    基本模型

    该模型假定智力是一项普通的定量特征，这也意味着智力的

    发展和变化无异于奶牛的产奶量、猪崽的背膘，抑或是人类的身

    高。我将在本书第三章及其他章节里纠正这一极其错误的观点。

    此外该模型还假定，所有与某一特征(包括智力)相关的基因如

    同手电筒电池里的正负电荷(G+或G-)一般，仅是数量要比电荷

    更为庞大。统计模型还需假定这些电荷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个体，以组建每个个体的全部“遗传电荷”(即基因型，见图2.1)。同

    理，所谓的每个个体的智力“电量”则存在于由等位基因构成的或

    强或弱的特定组合之中。因此行为遗传学家言必称“提升智力的

    等位基因”和“妨碍智力的等位基因”。

    图2.1 行为遗传模型中，基因影响力对三种不同个体的影响

    在学界看来，个体特征揭示了相应的遗传电荷多多少少会受

    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减弱(我将在本章后面章节继续展开论述)。

    我们甚至不需要成为一个统计达人便可明白，在庞大的随机性基

    因组合中，人体特征的分配如同一个正态曲线：大多数的个体拥

    有中间值，曲线的两极人数相对较少。这即是著名的钟形曲线。

    图2.2即人类身高分布的具体表现。行为遗传学家需假定人类智力

    的组成和分布与此图高度吻合，唯有如此，他们所设计的统计模

    型才能适用于数据分析。我们现已知道人类身高呈正态分布，然

    而这同样也适用于智力曲线的分布吗？图2.2 身高测量值正态分布曲线注：身高值自左而右递增。

    钟形曲线与独角兽

    如若人口未能呈钟形分布，例如，呈现偏斜递增或递减排列

    ，遗传力估测则存在严重缺陷。行为遗传学家常常忽略一个事实

    ，即智商测试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因此测试成绩亦将呈现抛物线

    式的分布格局。智商测试通常首先设计测试题目并组织事先预测。正答率在50%以上的题目得以保留，同时保留的还有一些特例

    题目，这些题目所占比例相对较小，被试者的正答率凸显出极高

    或极低的两极化状态。“通常的做法是分析测试题目并只选择那

    些偏向中间值的题目。” [1]

    然而事实则是，自然生物特征很少以这种方式排列分布，几

    乎所有的基本心理过程测试值(包括视敏度、静息心律、基础代

    谢率等)均不呈现均态分布。比之身体特征，无数的人类特征因

    每人所处的文化层面不同而呈现出全然不同的变化，比如语言变化、着装品位与饮食口味、使用技术与工具、实践知识以及思维

    方式等特征便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西奥多·米科利(Theodore

    Micceri)撰写了一篇与该领域相关的评论文章，文章的题目为“

    独角兽、正态曲线与其他不可思议的生物”(The Unicorn，the No

    rmal Curve，and Other Improbable Creatures)。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特征恰

    恰并没有正态分布之说。自然选择本身所缔造的性状越来越呈现

    出高于此前平均值的态势。这当然也是对农作物与牲畜采取人工

    育种的目的。

    人类潜能的诸多不同方面都可以归纳到同一范畴，即“对生

    存至关重要”。事实上捷尔吉·布萨基(Gy?rgy Buzsáki)和水关健

    司(Kenji Mizuseki)等人所做的人脑研究曾得出如下结论：“对

    大脑的诸多生理和结构层面的研究所得出的参数多呈斜线式分布

    ，这表明斜线式布局是大脑结构和功能组织的根本表象。这一认

    识有助于我们日后收集并分析相关数据。” [2]

    布萨基和水关健司进一步审视繁杂的实验数据后发现，这些

    数据无一例外均不支持生理功能的钟形分布态势。从感官敏度到

    反应时间、单词用法与句子长度记忆，个体的差异均未能呈现钟

    形的正态分布。

    本章后文将继续就分布态势展开论述。然而我必须强调，人体上述特征呈钟形分布是长久以来以讹传讹之谬说，行为遗传学

    家所使用的研究模型则是重要嫌犯，其所统计的数据无信度可言

    ，而所估测的突变之因更是大错特错。

    叠加的基因电荷

    与钟形分布携手而来的还有第二种猜测。还记得费希尔论文

    的副标题吗？——“孟德尔遗传学猜想”。换言之，费希尔的论文

    假定基因对个体差异的全部影响包括所有孟德尔式基因，即对性

    状存在非连续性影响的基因(这些影响多为增加或减少定量特质

    ，而非改变其范畴属性)。

    另一种表达方式则是单个基因相互之间并无互动，彼此不会

    施加任何影响。而无论等位基因中的配对基因是什么、基因产品

    是什么，个体基因的产物对个体产生的影响都几近相同。因此，此前的研究模型方才假定，个体差异直接反映了潜在的基因差异。

    另有相关假说认为，无论现有后天环境怎样，任意基因产生

    的影响都完全相同。换言之，基因与环境之间并无互动之说。行

    为遗传学家的统计型研究方法即是在基因互动或基因-环境互动缺

    失的前提下展开的，下文将论述的孪生胎研究方法亦以此假说为

    前提。

    怪异的基因尽管计算方法简单方便，人们却认为此种基因模型过于怪异。人类潜能的发展和变异或许会涉及数以万计的基因，为何有人

    认为这些基因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协作、融合或影响呢？

    智力行为遗传学的标准书籍对DNA结构细节、DNA转化成R

    NA(核糖核酸)及蛋白质等细节的描述达到了一种极其夸张的

    程度，但是对基因在人体成长及变异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等问

    题鲜有涉及。

    而后者恰恰是关键节点。如若基因变异与性状变异(如眼睛

    颜色)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这个构造简单的研究模型尚可发挥作

    用。然而，此种浅显且互不相干的关联性并不能解释高级复杂的

    人体特征所历经的发展与变异阶段，读者可在本书第四章、第五

    章中一探究竟。

    假设千足虫的挪动是由每条腿独自完成，其他腿或周边环境

    对其不存在任何影响，这样的场景诸位读者能想象吗？事实上，没有相应的协调功能，再多的腿也只是枉然。然而行为遗传学家

    的计算方式却显示，在精神机能领域，人类大部分的个体差异是

    由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万计的基因各自发挥作用的结果。

    或许行为遗传学家的这种计算方式存在严重缺陷。约翰·道(

    John Daw)及同事于2015年在《社会科学研究》(Social Science

    Research)一刊发文指出：“这些结论大错特错，错误的主要原因

    在于行为遗传研究方法中所使用的叠加性假说，这些假说认为遗传因素与环境变异互不影响且互不相关，这有悖于常理。” [3]

    这其实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协调力引领机能发展，千足虫如

    果没有协调力亦不会进一步进化发展。同理，基因亦非单打独斗

    ，而是处在不断发展之中，并且通过复杂的协调机能发挥作用。

    仅是少数几条“不听指挥”的腿独立行动并不会促进或阻碍千足虫

    的表现，更不会使其呈现出钟形分布。如果科学家的假说成真，千足虫的整个身体系统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导致其步履蹒跚

    甚至寸步难行。

    在本书第四章与第五章中，我将证明复杂机体功能的发展涉

    及联动协调的动力系统中包括基因影响在内的多种因素。当对不

    断变化的后天环境做出反应时，人体的诸多复杂特征并不存在所

    谓的基因独立性。任何基因的产物都会自动转化成其他基因的共

    存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基因大环境亦随之变动，并不断吸收接

    纳其他基因参与其中。一些基因的影响效果甚至会限制其自身功

    能，基因甚至以这种方式创造了自己的周边环境。故而，变异源

    于此种互动。以团队合作或协作小组为例，在一张静止的照片上

    ，团队成员看起来或许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政，然而他们真正的

    工作状态是密切的合作与互动。

    此前研究所采用的统计性模型并不能应对此种互动关系。行

    为遗传学家或许会就互动一题侃侃而谈，但往往是以最浅显的方

    式大放厥词(见图2.3)。相反地，这种互动型的变异通常被简单地解读为基因叠加的效果，并冠以“遗传力”之名。奥尔·祖克(Or

    Zuk)及同事最近做的一项研究即典型案例。他们把研究结果称

    为“幽灵遗传力”，解释了采取定量研究的遗传学家为何在早就清

    楚基因互动能够影响遗传力计算方式的前提下，选择了视而不见。祖克的研究显示，幽灵式的遗传力会伴随着互动型输入的增多

    而获得稳固增长，因此，“鉴于目前对遗传性缺失(Missing herita

    bility)的研究均忽视了基因互动的存在，这些研究结论及估测并

    无实际意义”。[4]

    图2.3 基因对性状的影响

    注：①基因叠加；②表层互动，单个基因影响力调节其他基因

    的影响力；③深层互动，不同基因影响之间互相调节并包含后

    天环境因素(基因-环境互动)。

    鉴于我们现已掌握的信息，以往的研究结果误导了几代心理

    学家与学生，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例如，即便一组数据适用于某个统计模型，这也并不意味着该模型完美无缺。同样，试图从

    基因型中预测性状的努力也因多种类别的互动而自动失效——例

    如，以父母的成就或某DNA“样本”预测孩子的潜力。

    然而怪异的是，借助此类实验模型评估人类潜能遗传力的研

    究者对其中的缺陷心知肚明。他们认可此种互动关系的高度可能

    性，曾涉足基因-环境的互动关系研究，甚至还承认基因并不能自

    行决断，而是需要被激活或搁置一旁——这也意味着另有其他因

    素负责这个工作。

    学界萌生此种怀疑早已有数十年之久。顶级遗传学家休厄尔·

    赖特(Sewall Wright)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指出基因产物之间

    的互动无处不在：“现有对生物化学与生理学的知识储备已经清

    晰地向我们揭示了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实乃是无处不在、无时不

    在。”在一篇发表于近期的研究文献中，邵红霞(Hongxia Shao)

    与同事揭示了“基因产物与其他细胞成分之间在细胞的各个层面

    如何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互动”。[5]

    但是专研智力的行为遗传学家并非出于无知而无视研究模型

    中的互动影响，他们的出发点实则为实用主义，我担心的是，实

    用主义有可能将科学引入意识形态的领域，即混淆细节，甚至忽

    略研究的细微之处，从而毁掉一项研究，使其陷入固有的社会认

    知之中。

    后天环境人人关注环境的作用。对于基因研究而言，研究者则从一种

    特别乃至理想的角度阐释环境因素，从而使其所设计的行为遗传

    模型经得起考验。在学界的引导下，我们一度认为在个体差异形

    成的过程中，环境仅仅是为基因提供所需资源，或刺激、妨碍乃

    至减弱基因自带特征。环境因素通常被用“其他因素”等模糊字眼

    所代指，且诸多影响因素间互不影响，从而使研究者得出的研究

    结果呈钟形曲线分布，所做数据统计亦轻松简单。

    诸多日常“迷信”中都暗含着一个观点，即“基因决定潜能，后

    天环境决定潜能”。行为遗传学家承认基因与环境间的互动影响

    即意味着接受了这个观点。诸如“先天和后天因素可以解释大多

    数现象”“基因和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之类的观点处处可见。

    对于二者究竟谁处于支配地位，我们如今似乎已经找到了答案。

    然而在比对多组双胞胎时，所谓的多样的环境因素并没有在实验

    中得以确认或测量，反而被粗暴地当作双胞胎差异性的组成成分。

    在现实状况面前，此类实验模型不堪一击。几百项研究表明

    ，环境因素不可以被拆分成多项独立因素以分别对形态或变异产

    生影响。诸多环境因素之间彼此以非线性的方式互相关联并互相

    依赖。然而，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描述的，先天-后天论辩中持不

    同观点的双方对环境因素都秉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双方对其都颇

    有微词，认为环境因素难以辨认，至少认为对人们行为举止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至今还“未见其形”。在一篇发表于1997年的论文

    中，双胞胎研究顶尖专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哀

    叹道：“尽管心理学家多年协力合作，但目前人们对影响智商的

    环境因素依旧知之甚少。” [6]

    在人类行为的其他领域如学习成绩

    等方面，这一问题同样存在。

    因此，双胞胎研究中的环境影响仅是以模糊的字眼被泛泛定

    义。或许，现已有无数报告详述原生家庭环境对个体差异所产生

    的影响极为有限。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亦论述了对环境影响的探索

    如何以失望而告终。然而学界至今仍鲜有人尝试界定环境因素的

    特征范畴，大多数研究者对环境的认知依然还停留在园艺学层面。

    在下一章中，我将着力展示环境因素的复杂性，并且揭示其

    深层的潜在范式与结构。事实上，正是其结构(而非具体因素)

    为发展与变异提供了具体环境。在生物的进化系统中，环境结构

    在多个不同层面运转，并能产生不可预知的结果，而大多数环境

    结构并不受基因影响的限制。

    其他猜想

    上文所述是标准的行为遗传模型提出的最为关键的猜想。除

    此之外，学界还有多种其他猜想。这些猜想无一例外均是不证自

    明的错误表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严重误导遗传力估测研究。下文稍做举例。

    数据统计模型要求研究人员必须预设随机配对(Randomized

    mating)的现实可能性。简而言之，父母孕育孩子并非通过已感

    知的精神特征的相容性或其他手段(亦称为选择性配对，Assortat

    ive mating)得以实现。相反，孕育孩子是一个随机的过程，其随

    机性可媲美取名字的过程。然而这一假说显然并不准确。2015年

    罗伯特·普罗明与伊安·迪尔瑞(Ian Deary)在《分子心理学》一

    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夫妻间的智商关联性约为0.4，相比于其他行

    为特征，该关联性对智力(主要指智商测试成绩或类似测试的成

    绩)的影响最大。[7]

    数据统计模型同时还假定人类潜能不存在自然选择一说，这

    意味着相当数量的可变基因被任意分配到物种的不同个体之中。

    事实上，对生存至关重要的特征通常都历经了高强度的遴选过程

    ，这亦是符合自然选择逻辑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也意味着因有害

    基因被抹除(原因则是基因继承者未能在体内复制此种基因)，不同世代间的遗传力与基因变异亦逐步递减。

    另有猜想指出，基因在遗传过程中随机累积独立的遗传单位。然而现有事实已证明这一过程纯属臆测，对受制于自然选择或

    构成相应组别，乃至于染色体中位置邻近的基因而言，这更是痴

    人说梦。[1]R.Rust and S.Golombok,Modern Psychometrics:The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Assessment,3rd ed.(New York:Routledge,2014).

    [2]G.Buzsáki and K.Mizuseki,“The Log-Dynamic Brain:How Sk

    ewed DistributionsAff ect Network Operations,”Nature Reviews Neur

    oscience 15(August 2014):264–278,264.

    [3]J.Daw,G.Guo,and K.M.Harris,“Nurture Net of Nature:Re-eval

    uating the Roleof Shared Environments i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

    d Verbal Intelligence,”SocialScience Research 52(July 2015):422–439

    ,422.

    [4]O.Zuk,E.Hechterra,S.R.Sunyaeva,and E.S.Landerr,“The Myst

    ery of MissingHeritability:Ge ne tic Interactions Create Phantom Herit

    ability,”Proceedings of theNational Acad emy of Sciences,USA 109(J

    anuary 2012):1193–1198,1193.

    [5]S.Wright,“Gene Interaction,”in Methodology in Mammalian

    Ge ne tics,ed.W.J.Burdette(San Francisco:Holden-Day,1956),159–92,189; H.Shao,L.C.Burragea,D.S.Sinasaca,A.E.Hilla,S.R.Ernesta,et al.,“

    Ge ne tic Architecture of Complex Traits:Large Phenotypic Eff ects an

    d Pervasive Epistasi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Acad emy of Scienc

    es,USA 105(December 2008):19910–19914.

    [6]T.Bouchard,“IQ Similarity in Twins Reared Apart:Findings and Response to Criticisms,”in Intelligence,Heredity and Environment,e

    d.R.J.Sternberg and E.Grigerenk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

    ress,1997),126–162,145.

    [7]R.Plomin and I.J.Deary,“Ge ne tics and Intelligence Diff erenc

    es:Five Special Findings,”Molecular Psychiatry 20(September 2015):9

    8–108.天真的错误

    上述猜想在事实面前均不堪一击。因此，基于此类猜想的遗

    传力估测难免漏洞百出。然而学界的怪象却是那些大力推崇智力

    遗传的学者其实早已心知肚明自己的假说不具备任何准确性，偶

    有学者扭扭捏捏地表示赞同。如上文所引用的伯特与霍华德在研

    究论文中略有陈述。温迪·约翰逊(Wendy Johnson)在2007年的

    论文中坦言，在其研究中，个别的模型配对猜想(随机配对)“

    与事实不符”，而其他的猜想大多都是“对实际情况的简化处理，而违背事实的猜想却能带来系统性的误解与估测”。[1]

    总之，科学家、政府乃至公众就基因的重要性所公开发表的

    几乎所有声明均以这些互相独立叠加的模型为基础。表面看来，这些模型似乎为另一种的“天马”矛盾提供了解决之道，也恰因如

    此，斯蒂格·奥姆霍尔特(Stig Omholt)对“数量遗传学理论与生

    物学之间存在的无限深渊” [2]

    甚是不满。唯一合理的结论则是如

    果行为遗传学数据与这些极不可靠的模型相匹配，那么这些数据

    或者对数据的解读就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与缺陷。我们将在下文审

    视这些数据。

    遗传数据行为遗传学的逻辑表明最理想的实验数据或来自双胞胎。就

    智商而言，行为遗传学的理论逻辑认为双胞胎的智商相似度能指

    示基因相似的重要性，因而亦能指示基因差异的重要性(前提是

    智商测试能恰当地体现人类智力，本书第三章将有论述)。目前

    学界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

    异地双胞胎

    异地同卵双胞胎被当作自然实验所能拥有的最便利的因素，可以直接用来估测人类遗传力。这些异地抚养长大的双胞胎成长

    于不同的环境中，每对手足之间的相似度能反映他们之间的共同

    基因——至少研究者对此深信不疑。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此类研究便陆续见诸报端。上文中我已

    经提及伯特的研究何以因伪造实验数据而被学界弃之不用。目前

    学界最著名的研究莫过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行的“明尼苏达异

    地双胞胎研究”(Minnesota Study of Twins Reared Apart，MISTR

    A)，该研究由托马斯·布沙尔及其同事主导。1990年他们在《科

    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该论文开篇即指出：

    “早年便开始于异地抚养长大的同卵双胞胎(MZA)与异卵双胞

    胎(DZA)是大自然主导的实验，魅力十足。在人类特征实验中

    ，他们为区分自然因素与基因因素的影响提供了最简单但最有力

    的实验方法。”伯特与其同事得出结论：“同卵双胞胎的关联性能直接估定遗传力。” [3]

    当然，异地成长的同卵双胞胎毕竟为数不多。布沙尔与同事

    随着研究的推进聚集了相当数量的研究群体，到2000年他们的研

    究样本一度高达81对双胞胎。在智商测试和其他测试中，该团队

    的研究报告不断显示出相当高的平均关联度，他们声称这都证明

    了智商的遗传力可界定在0.75左右(即不同个体间75%的智商差

    异取决于基因差异)。不断有权威期刊和书籍收录该团队的研究

    报告，而浅显易懂的结论更是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媒体不断长篇累

    牍地报道。

    对围绕着人类潜能展开的先天-后天之争而言，如今已经很难

    夸大这些研究成果对此类论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美国心理学会

    主席桑德拉·斯卡尔(Sandra Scarr)在1993年即指出“对成长于不

    同家庭中的同卵双胞胎的研究挑战了发展心理学领域诸多早已根

    深蒂固的理念与观点”。1993年罗伯特·普罗明亦发文指出“异地双

    胞胎的对比结果显示基因的遗传力高达80%”。[4]

    然而，无论这些理论猜想正确与否，这些数据本身都仍有许

    多值得怀疑的方面。其中之一则是这些数据大多依赖于诸如里昂·

    卡明与杰伊·约瑟夫(Jay Joseph)等研究者的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