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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自序

    光荣时代

    美国精神的觉醒：《大西洋月刊》

    新知识分子的声音：《新共和》

    时代传奇：《时代》

    商业是使命也是游戏：《财富》

    圣徒威廉· 肖恩：《纽约客》

    旧日的“生活”结束了？

    拯救衰亡：《洛杉矶时报》

    编辑的激情：《时尚先生》

    一个时代的终结：凯瑟琳· 格雷厄姆与《华盛顿邮报》

    资本家的利器：《福布斯》

    摇滚迷情：詹恩· 温纳与《滚石》

    见证世界：《纽约时报》一百五十年

    取悦他人的危险

    公民德拉吉

    黑幕揭开之后

    新闻判断力比勇敢更重要

    专业教育的危机

    访问的艺术

    教堂与国家之争

    与公众保持距离

    取悦他人的危险

    如何管理新闻业

    如何捕捉时代风尚

    严肃新闻回潮，能够坚持多久？

    重要，却不够伟大

    固执的腔调

    我和一本书的故事

    亨利· 鲁斯的好奇心与我们的理想

    无能的青春

    我们时代的英雄

    中国的惊雷

    他们这样缔造了 CNN

    隐藏在利润下的分裂

    一份好杂志：《爱丁堡评论》

    新经济杂志运动

    文艺杂志的理想

    《经济学人》的腔调

    写作的第三条道路

    杰出的经济学家，平庸的专栏作家

    尴尬的公共知识分子

    马修· 阿诺德的遗产

    许知远 著

    新闻业的怀乡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业的怀乡病许知远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 出版社, 2019.9

    ISBN 978-7-5594-3913-0

    Ⅰ.①那…Ⅱ.①许…Ⅲ.①评论性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9)第145292 号

    新闻业的怀乡病

    许知远 著

    出版人：张在健

    责任编辑：王青

    特约编辑：马希哲

    装帧设计：邵年

    出版发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 号，邮编：210009

    网址：http:www.jswenyi.com

    印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85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张：11.875

    字数：178 千字

    版次：2019 年9 月第1 版 2019 年9 月第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594–3913–0

    定价：49.00 元

    关注公众号：死磕读书杂志会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自序

    光荣时代

    美国精神的觉醒：《大西洋月刊》

    新知识分子的声音：《新共和》

    时代传奇：《时代》

    商业是使命也是游戏：《财富》

    圣徒威廉· 肖恩：《纽约客》

    旧日的“生活”结束了？

    拯救衰亡：《洛杉矶时报》

    编辑的激情：《时尚先生》

    一个时代的终结：凯瑟琳· 格雷厄姆与《华盛顿邮报》

    资本家的利器：《福布斯》

    摇滚迷情：詹恩· 温纳与《滚石》

    见证世界：《纽约时报》一百五十年

    取悦他人的危险

    公民德拉吉

    黑幕揭开之后

    新闻判断力比勇敢更重要

    专业教育的危机

    访问的艺术

    教堂与国家之争

    与公众保持距离

    取悦他人的危险

    如何管理新闻业

    如何捕捉时代风尚

    严肃新闻回潮，能够坚持多久？

    重要，却不够伟大

    固执的腔调

    我和一本书的故事

    亨利· 鲁斯的好奇心与我们的理想

    无能的青春

    我们时代的英雄

    中国的惊雷

    他们这样缔造了 CNN

    隐藏在利润下的分裂

    一份好杂志：《爱丁堡评论》

    新经济杂志运动

    文艺杂志的理想

    《经济学人》的腔调

    写作的第三条道路

    杰出的经济学家，平庸的专栏作家

    尴尬的公共知识分子

    马修· 阿诺德的遗产

    自序

    这本书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2001 年，我初入新闻界，胸怀模糊却强烈的进步主义式梦想。1830

    年代的英国，20 世纪初的美国，还有中国的张季鸾时代，都是我心中的

    理想岁月。

    一本杂志、一份报纸，不仅是一桩印刷业生意，更是重要的变革力量，它启迪民众心智，呈现社会不公，抨击垄断力量，塑造公共生活，改变历

    史进程。报纸记者、杂志主编，则是富有行动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敏锐

    地体察时代情绪，探寻真相，对变化做出智力与情感回应。

    在我的头脑中，专栏作家李普曼更是一种英雄式的存在。不过 25 岁，他即参与创建了《新共和》，一份将政治思考、智识生活与文学趣味融为

    一体的新闻周刊。在接下来的六十年中，巴黎和会、罗斯福新政、马歇尔

    计划，约翰逊总统的越南政策都是他评论的内容。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新闻

    评论者，他用卓越的分析和冷静口吻，帮助几代美国人适应时代之震荡—

    —它从孤立中跃升至全球舞台，又如何从镀金时代跌入越战的泥淖。

    在短暂的时间里，这一厢情愿的梦想，似乎颇有道理。我赶上了中国

    新闻业黄金时代的尾巴。1990 年代末与 21 世纪初的几年，加速的市场经

    济改革、加入WTO、新经济的兴起，都市生活与中产阶级的涌现，催生

    出新的、繁荣的新闻与知识的消费市场，也催生出一批新闻界的明星人物，刚刚毕业的我也成为其中之一。

    这本书的主要篇章，皆写于2001 至2003 年之间。彼时，我正沉浸

    于啼声初试的喜悦中，在一份年轻的橙色报纸上，以主笔之名，对911 后

    的世界、中国的转型，做出喋喋不休、经常不知所云的评论，也暗暗期许，在一个迅速跃升的中国扮演李普曼式的角色。

    我在书中描绘了很多杰出的记者与编辑，并将他们高度浪漫化。不管

    他们揭露的是总统，报道的是摇滚乐，还是创办了一份商业期刊，我都认

    定他们能承载了时代精神，创造了风潮。这既来自于某种自觉，更蕴含着

    显著的身份期许——我从事的正是有着高度历史价值的职业，要比一个银

    行家、商人、技术专家更为重要。

    十六年过去了，这情绪早已消散。不仅新闻理想主义特性迅速衰落，甚至报纸、杂志本身都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桶。面对信息的迅速膨胀，记

    者与编辑都无所适从，他们不仅不再是知识精英与启蒙者，甚至沦为权力

    与公众共同嘲讽的对象。在物质与技术戏剧性扩张的时代，思想与批判的

    舞台没有随之而起，反而萎缩了。因为缺乏一系列制度保障，媒体轻易地

    沦为另一种平庸的商业机构。

    我们这一代新闻人，不仅无法塑造时代与社会，还被裹挟于时代情绪

    中，疲于奔命，更普遍缺乏足够的才华与毅力建立自己的内在秩序。一些

    时刻，我强烈地感到一整代人的失败。

    我没有重读这些断片，或许不无担心，此刻的自己会下意识地嘲讽昔

    日的自己。但那股天真的热忱，实在令人怀念。

    2019年7月13日 于杭州

    光荣时代

    美国精神的觉醒：《大西洋月刊》

    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

    意见。文学研究不再是一个令人怜悯、令人怀疑或仅仅代表着放纵情感的

    名词……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美国诗人、哲学家

    格鲁特· 斯泰因(Gertrude Stein)小姐的客厅是20 世纪20 年代巴黎

    年轻艺术家们流连的场所。渴望成名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这

    里被这个像农妇般魁梧的小说家教育道：“你绝不能写任何无法印出来的

    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而斯泰因本人希

    望能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 )这样的杂志上发表作品，这种杂志对海明威来讲是遥不可及的。近七十年来，这本杂志已经成为美

    国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坐标，一直在努力传达美国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学品

    质，不但渴望这种声音被更多的美国人接受，更希望它所倡导的美国文学

    与美国精神被欧洲人接受。

    让我们回到1837 年8 月31 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消瘦的爱

    默生正在对全美大学生荣誉协会会员发表演说。这位美国精神之父讲道：

    “美国大陆的懒散智力，将要睁开它惺忪的眼睛，去满足全世界对它多年

    的期望——美国人并非只能在机械技术方面有所成就，还应该有更好的东

    西奉献给人类……在我们周围，有成百上千的青年正在走向生活，他们不

    能老是依靠外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我们倾听欧洲雅典艺术女神的

    声音，已经为时过久。人们已经怀疑，美国自由人的精神是否是胆怯、模

    仿或驯服的代名词……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文学研究不再是一个令人怜悯、令人怀疑或仅仅

    代表着放纵情感的名词……”为爱默生的讲演做注解的是，自 1783 年正式

    建国以来，美国就缺乏自己的文学家与艺术家，其公众的精神生活完全依

    靠阅读英国作品。

    二十年后，爱默生、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朗费罗

    (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老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等一批新英格兰思想家聚集在波士顿的帕克旅馆中。这是一个阳光充

    足的4 月午后，这些全美最智慧的人在商讨出版一本将改变美国文化的杂

    志。这本杂志的主旨早在 1837 年的爱默生讲演中表露无疑——去定义与

    创造一种独特的美国声音，注明美国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提升出某种

    “美国理念”。这是一次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讨论，我充满愉悦地幻想着背负

    强烈使命感的老绅士们的神态，他们在迫切与激情中，选择了《大西洋月

    刊》作为刊名，而散文作家洛威尔成为第一任主编。第二天，一位参与者

    在致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富智性的时刻。”

    1857 年11 月，第一期《大西洋月刊》出版，它自称为“一本有关文

    学、政治、科学与艺术的杂志”，并在创刊辞中这样写道：“在政治领域，《大西洋月刊》将坚持无党派、无偏见原则，但不管如何，人们都将确信

    它是美国理想的代言人。它会坦率地同任何人物与党派接触，但其观点会

    超越狭隘的党派与个人偏见。这种态度将是真理与持久繁荣的根本。它拒

    绝将自己置于任何派系中，但它将永远会与拥戴自由、国家进步、荣誉的

    人在一起。”这一年，铁路还没有贯穿美国，但人们知道那一天即将到来；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两年之后才发表；那个叫林肯的总统也要在四年

    之后才能上台。但有一点确凿无疑，越来越多的人移民美国，以寻求自由、尊严还有财富。

    洛威尔成功地使这本新生杂志变为成名作家与年轻作者的共同舞台。

    两年内，它的发行量超过了三万份。最初，这本杂志记录了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爱默生等人的创作；

    接着，它成了马克· 吐温(Mark Twain)、亨利· 詹姆斯(Henry James)最

    初发表小说的刊物；20 世纪初，它发表了伍德罗· 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与西奥多·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重要政治论文；1960

    年代，马丁· 路德· 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给它寄去了“伯明翰监狱来

    信”的手稿……爱默生渴望见到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美国。《大西洋月刊》

    的理念以文学为基础，却早已超越了文学。所以你可以看到杂志编辑们的

    兴趣是多么广泛。南北战争期间，它强烈地支持废奴主义，并开创了用艺

    术化手法处理战争报道的先河。马克· 吐温宣称自己愿意为它写作一些滑

    稽故事，因为只有这里的编辑才不把滑稽理解成拿大顶。进入 20 世纪之

    后，《大西洋月刊》在强烈关注政治与文化的同时，对新兴的技术思想也

    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二战后，它发表了探讨原子能技术的文章，同时也

    成为最早对人工智能予以评介的杂志。

    今天的《大西洋月刊》已经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杂志。它的发行量达

    到了四十七万份，每期有一百二十万人在阅读，它是“美国国家杂志奖”无

    法错漏的名字。而伴随着《大西洋月刊》的成长，美国文化与美国理想不

    但已经觉醒，甚至已经成为一种霸权。一百五十年前，爱默生仅仅希望美

    国人能够摆脱欧洲文化的压抑，而今天，却是法国人在义愤填膺地抵制美

    国文化。我们可以宣称好莱坞电影低级，但却必须承认林肯艺术中心代表

    了世界最高级的文化。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出现起，美国已经不再是荒漠。爱默生与今天的美国人应该同样相信，《大西洋月刊》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今天的世界比一百五十年前更庞杂，《大西洋月刊》所需要关注的问

    题更是呈爆炸性的增长。但是有一点，它似乎一直在努力坚持，那就是对

    于任何事物都采取一种超然、充满智力性、幽默和有艺术感的态度。

    曾任该杂志执行主编的卡伦· 墨菲(Cullen Murphy)说：“《大西洋月

    刊》的报道不但涉及宗教，而且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宗教；它对于社会

    与政治问题的看法不但超越了宗教组织，还将其置于有关信仰与信念的更

    大主题之上。从第一期起，它就建立了某种特别的幽默感。”这位编辑认

    为，在信息如此泛滥的今天，《大西洋月刊》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应该充当

    以下这样的角色。

    首先，《大西洋月刊》责任之一即为公众提供关于这个国家各个层面

    深思熟虑的看法与观点；同时还要记录美国之外的事件；将那些遮遮掩掩、不为人知的大事揭示给应该了解这一切的小人物；从智性的角度去报道诸

    如婚姻、道德以及思想方面的重大事件，而非仅将其视作“新闻”；回避“乐

    队花车”般的热闹场景，把作者得出的结论传达给那些需要对其有所了解

    的人。

    美感是《大西洋月刊》的第二个目的。对更高贵、更完美生活的追求

    并不一定是实用的，但很多这样的追求却具有“人之为人”的意义。《大西

    洋月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孕育了文学和精神的种子。对于众多的小

    说作者与诗人而言，这样的杂志就是他们从无名小卒到鼎鼎大名之间的中

    转站。

    那么，第三个目的呢？《大西洋月刊》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餐桌。

    真正喜欢这本杂志的人，是政治、商业与文化领域的精英，他们只是美国

    的“小众”。这本杂志肯定忽略了世界上的很多事件，但是它在某些方面还

    是极具价值的。美国社会越来越巨大与专业化，为科学家、政治家、商人、作家、军人、教士、学者所留的空间愈来愈少。但在这本杂志中，无论你

    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是黑人还是白人，是有信仰者还是无神论者，都可

    以听到其他人在说些什么。

    最后，《大西洋月刊》还有一个与通才教育类似的目的。这种目的很

    难细致描述，而且见效也似乎相当缓慢。有人这样评论通才教育：它即便

    一无是处，至少也可以让你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对于一本杂志来讲，这

    种目的实在有点奢望，不过仔细一想，一本杂志难道不该这样？

    对于卡伦· 墨菲对杂志的期望，除了尊敬以外，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

    情感？1999 年年底，迈克· 凯利(Michael Kelly)成为《大西洋月刊》第

    十二任总编辑。这位编辑天才对于目前的杂志状况不够满意，认为它对事

    件的反应缓慢而陈旧，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让这份杂志更加鲜活起来，因

    为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让它有点沉重，他要让杂志进入互联网时代。但

    是，有一点他比谁都清楚，这份杂志所带有的特殊使命感与优雅的态度，是无可改变的。

    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讲，一个细节或许会拉近我们与《大西洋月刊》的

    距离：在它的编辑部里张贴着一封特殊的读者来信——中国订户宋美龄因

    为抗战原因，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至重庆，所以特致信要求将杂志邮寄

    至新地址。

    新知识分子的声音：《新共和》

    1918 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胡适对他在北大那些渴望变革的同

    志说，希望办一本类似美国《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那样的精英

    杂志，让知识分子更直接地参与整个国家的发展(这个信念后来融入了

    《新青年》)。对于那些生活在 20 世纪前二十年的美国知识精英来讲，创办于1914 年的《新共和》让他们看到了知识精英参与社会变革的有效

    方式。

    1999 年，《新共和》杂志的总编辑马丁· 佩雷茨(Martin H. Peretz)

    在八十五周年纪念专刊上写道：“八十五年之后，在新千年的开端，《新

    共和》仍然是一项试验。尽管比起上个世纪初，在今日出版一本严肃且生

    动的杂志的志向变得愈发可疑，但这次尝试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八十

    五年来，《新共和》不仅对政治与思想进行了评论，还致力于将这两者塑

    造成自由主义最清晰与连贯的意见。”

    尽管只拥有十万份发行量，但它却仍被普遍称作“美国最佳的意见杂

    志”。它每周不过五十四个页码，却涵盖了政治、思想、艺术、戏剧、电

    影、文学各领域。彼特· 贝纳特(Peter Beinart)、查尔斯· 兰(Charles

    Lane)、迈克尔· 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安德鲁· 萨利文( Andrew

    Sullivan)这样的名编辑共同排列在杂志的版权页上；约翰· 厄普代克

    (John Updike)、迈克尔· 刘易斯(Michael Lewis)是它的撰稿人，而阿

    兰· 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大卫· 格芬(David Geffen)、巴瑞· 迪勒

    (Barry Diller)、马友友(Yo-Yo Ma)都是它最忠实的读者。甚至这本杂

    志编辑的更换都会成为各大媒体的重要新闻。如果你接受马丁· 佩雷茨的

    劝告，回望这八十五年历程，就会发现这本杂志不仅在美国的政治与艺术

    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提供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态度：智力

    与进取精神应该成为我们面对混乱世界时仰仗的手段；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建设性意见比一味地批判更加重要。

    我们从1909 年开始说起。美国作家赫伯特· 克罗利(Herbert Croly)

    在这一年出版了政治论著《美国生活的希望》(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这个谈吐含混不清、容易紧张害羞的家伙，在这本书中传达出让

    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新鲜理念：美国人应该抛弃掉19 世纪过时的眼光，一

    种崭新的意识形态才是最急迫的需求。而知识分子比其他人更清楚这套规

    则该如何建立，所以他们应该从社会边缘进入权力中心，将思想的价值与

    日常的经历协调起来。知识分子应该运用智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借助思想

    来唤起公众的美德……

    尽管今天看来，这种“进步主义”理想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与稍显幼稚

    的浪漫因素，但那扑面而来的“青春期知识分子”的激情的确充满诱惑。在

    这种诱惑下，斯特雷特(Straight)夫妇决定为一直想创办一本“报道政治

    与艺术”周刊的克罗利投资。这可能是杂志史上最令人惊叹的慷慨投资。

    这对愿意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夫妇在此后的四十年内每年为杂志投资十万

    美元，但从不干预编辑方针(尽管杂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决地保持亏

    损)。

    克罗利强烈的个人倾向决定了这本杂志参与社会改革的强烈欲望。正

    如他所说：“我们要出版的是一本鲁莽唐突的杂志，要在法庭上那些老法

    官的袍子底下，或向更高级的阶层扔几个鞭炮……我们应该激进，但不是

    以社会主义形式；我们的整个政策应该是注重实效，而不是空谈理论。”

    他吸引了类似沃尔特·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这样优秀的年轻人进入

    了编辑部。二十五岁的李普曼最初兴奋异常，他到处寻找优秀的撰稿人，并告知他们：“我希望这份杂志上的每一页都要使美国式生活的幽默感、远见卓识和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而且它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正如威尔斯

    (H. G. Wells)所言，要以上述方向向人们指出一个更有秩序、更加广阔

    的生活制度。”

    杂志最初想起名为《民族》，但已有同名杂志在先，后又拟转用《共

    和》，结果同样发现重名杂志。最终，杂志被定名为《新共和》。这个被

    克罗利认为是差强人意的名字上的“新”字，直接暗示了该杂志抛弃旧观念

    的倾向。

    这里，我想再次对斯特雷特夫妇的慷慨表示钦佩。他们为了使编辑获

    得尽量舒适的办公环境，买下了一座四层小楼。楼内布置了一个资料翔实

    的图书馆，里面有皮制沙发和美国与欧洲各国最新出版的杂志。他们甚至

    雇用了一位法国厨师为编辑做午餐，楼内的高级餐厅可以招待来访者。

    这样的宽松环境，不仅促使了编辑思想的成熟，甚至让杂志美学都得

    到了完美发展。克罗利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试验铅字型号，剪贴杂志校样，最终设计出一种清秀整洁、引人注目的样式，并几乎一直保持到今天。

    1914 年11 月 7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三个月，第一期《新共

    和》出版了，共三十二页，包括社论和五篇较长编辑部文章。在创刊社论

    中，这些生气勃勃试图改造美国社会的人写道：“《新共和》是一次真诚

    的尝试。它试图为一本表明意见与阐明道理的杂志找到知音。它的成功毫

    无疑问要仰仗于公众的支持，但我们无法在喧嚣与无聊的思考中获得这样

    的成就，倘若如此，我们将无法继续我们的尝试，并能让更合适的人接替

    我们。我们怀着信念出发。”

    显然在最初，公众对于这群具有压抑精英意识的改革家的尝试并不热

    心，订单上只有九百个订户。但不出三个月，这份周刊的销售量达到了两

    千五百份。而到了 1918 年一战结束时，每周四万份的发行量让《新共和》

    成为英语世界备受瞩目的意见杂志。它美观的版面设计、以周计的时间观

    念及激动人心的自由主义观念，使之成为当时最严肃与最富创见的思想家

    论坛。今天的我们已经惊异于当时撰稿者的名单：约翰· 杜威

    (JohnDewey)、乔治· 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西奥多· 德莱塞

    (Theodore Dreiser)、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威尔斯、罗伯特·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尽管经历了战争，但此时的美国仍旧被进步主义的信念包围着，而知

    识分子出身的威尔逊成为美国总统的事实，也不断鼓励着《新共和》的天

    才编辑与撰稿人——凭借智慧，他们可以引导美国与世界的发展。他们相

    信政治是一个伟大的领域，西奥多· 罗斯福这样具有强力意志的领导人扮

    演着主宰的角色。

    就像克罗利在第一期就令杂志的设计自此近乎定型一样，这本杂志在

    最初的几年内亦达到巅峰。它成为汹涌的进步主义运动的号角，知识分子

    对社会运用智性思考的实验地。但是巅峰过后的低谷确是始料不及的。威

    尔逊的理想主义在巴黎和会彻底失败，西奥多· 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强人

    政治被抛弃，欧洲国家在战后所表现出的极端的狭隘与短视，都使进步主

    义者备感挫折。在美国国内，持续了十多年的进步主义悄然结束。《新共

    和》的编辑与撰稿人尴尬地发现自己单纯的理想主义现在显得如此幼稚。

    而在杂志内部，克罗利个人立场的衰弱，沃尔特· 李普曼等人的相继

    离开，使杂志的政治影响力减弱。倒是由于埃德蒙· 威尔逊(Edmund

    Wilson)与马尔科姆· 考利(Malcolm Cowley)相继成为书评编辑，使得

    这本杂志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文化阵地。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为代表的迷

    惘的一代作家都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空间。而由于埃德蒙· 威尔逊本人成

    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文化批评家，《新共和》亦具有了文化批判的风

    向标意义……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电视与不断涌现的媒体都在不断侵占本就稀少

    的注意力，而政治冷漠症也逐渐流行起来，《新共和》不可避免地受到冲

    击。1980 年代以后，由于迈克尔· 金斯利等人的睿智，《新共和》的挑战

    与试验性仍旧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 1990 年代以来，频繁

    的更换主编却令这本杂志非议不断。互联网挑战着新闻业的传统秩序，小

    报化的报道风格同样冲击着旧有的媒体观念，而政治舞台上又缺少了威尔

    逊与罗斯福那样的英雄人物，这本依旧顽固声称“着迷于政治与思想”的五

    十四页杂志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了。

    但是马丁· 佩雷茨写道：“尽管在今天，很多出版物将政治视作一项娱

    乐，是一种无意义的个人争斗，但《新共和》仍然坚信美国政治是一出意

    义深远、引人瞩目的伟大戏剧，只有具有相应治理水准的人才能理解。这

    种信念引导了《新共和》八十五年的历史，毫无疑问，它将继续指引《新

    共和》的未来。”马丁· 佩雷茨将希望寄托于新任主编彼特· 页纳特身上，这

    位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从十几岁开始就阅读这本杂志，被佩雷茨称作“记者

    中的记者，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

    不管马丁· 佩雷茨多么信心十足，贝纳特多么年轻有为，历史的发展

    方向已经注定了《新共和》不可能恢复昔日的影响力。但同时，正是在日

    益嘈杂的声音中，《新共和》始终没有改变的对高级智力生活的关注，却

    使其愈发显示出重要性。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就有一些人批评该杂志

    过于精英化，缺乏常识，因为它不用承担任何经济压力，所谈论的问题又

    大多是空泛的自由派论调。但这正是《新共和》的重要之处，它超越了狭

    隘的地域界限，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智力生活背景。它的阅读者与

    撰稿者大多为精英人物，他们不恐惧面临真实饥饿，却恐惧在信念与思想

    上缺乏新的食粮。在世俗社会愈来愈强大、精英文化愈来愈受压迫的今天，这本杂志的理念面临更大的挑战，或许亦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是的，这

    是一次坦白而伟大的试验。

    时代传奇：《时代》

    在美国，多数人孤陋寡闻。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出版物适合于

    忙人阅读，能满足他们一经浏览即能做到消息灵通的需要。《时代》

    (Time )即是这样一本新闻周刊。

    ——布瑞顿·哈登(Briton Hadden)、亨利·鲁斯(Henry Luce)，《时代》创始人

    《时代》的目标在于捕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魔力，不

    论政治还是艺术，它要鲜活地表现那些塑造我们时代的人。

    ——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时代》前任主编

    布瑞顿· 哈登与亨利· 鲁斯一点都不迷惘。当他们在1922 年 2 月6 日

    从《巴尔的摩新闻报》(Baltimore News )辞职时，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办

    出一本“让大多数美国人更了解世界”的杂志。这对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看起

    来有些像是异类，因为当时的时髦青年们正在格林威治村或者巴黎忙着写

    作与听爵士乐，或者干脆在苦艾酒中消磨时日。二十三岁的海明威还要再

    过几年才写出《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而菲茨杰拉德已

    经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开始鼓吹“爵士时代的忧伤”，至于约翰· 多斯· 帕

    索斯(John Dos Passos)与马尔科姆· 考利这样的家伙还没有半点成名的迹

    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有的世界秩序，像海明威那样上过战场的年

    轻人对人类文明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他们希望在本能中寻找力量，到

    巴黎寻找艺术，所以他们迷惘。而对于美国国内那些没有才气的年轻人来

    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所带来的“孤立主义”，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躲在国

    内享受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物质生活。

    1920 年11 月，第一个商业性无线广播开播，人们生活中有了广播。

    汽车尽管依然奢侈却并非遥不可及，纽约中产阶级开始流行打麻将，阿姆

    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爵士乐时尚且新奇，尽管依然处于“禁酒期”，但还是能找到一些喝的。电影在 20 年代已经开始成熟，黑白幽默片里的

    明星成了新的公众人物。所以，这些缺乏才气、没上过战场的享乐主义者，同样对未来一片迷惘。

    尽管布瑞顿· 哈登与亨利· 鲁斯目标明确、信誓旦旦，但很少有人相信

    他们的计划会成功。这两个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处于相互竞争状态中的年轻

    人，在短暂的记者工作中表现出惊人的才华，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但他

    们毕竟只有二十四岁。美国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媒体，《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与约瑟夫· 普利策(Joseph Pulitzer)令人生畏的《纽约

    世界报》(New York World )每日都会登出大量新闻，门肯(H.

    L.Mencken)的《美国水星》(The American Mercury )杂志、《星期六

    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 )、《大西洋月刊》、《民族》(The Nation )、《新

    共和》、《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还有新创办

    的《读者文摘》(Reader s Digest )，则提供大量的分析评论。这两个年

    轻人所想象的杂志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况且，这是两个穷小子，创办杂志

    需要一大笔钱。

    他们开始了说服别人——当然也包括自己——的行动，并给这本尚未

    出生的杂志起了一个漂亮而宏大的名字——《时代》。一些他们认定的潜

    在投资者收到了这两个青年充满豪情的杂志创刊缘起：

    虽然外国人对《世界工作》(The World s Work )、《世纪》

    (The Century Magazine )、《文学文摘》(The Literary Digest )、《美国展望》等美国期刊的精良内容赞叹不已，但大部分美国人却还没有

    拥有足够的信息，非常无知。这并非是日报的过失，它们刊登了所有的新

    闻；这也并非是周刊评论的过失，因为它们对新闻也有适当的反应与批评。

    如果允许一点狡辩，这是人们自己的错。人们资讯不灵通主要是因为没有

    一份适应这个时代的刊物，使忙碌的人能花费很少时间就得到所需要的一

    切讯息。

    《时代》就是这样一本新闻周刊，其旨趣不在于其涵盖内容的广度，它关注的是如何将讯息输入读者的脑海中。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他们像低级推销员一样四处推销他们的理想，希望能够筹集创办杂志所需的十万美元资金。这其中的挫折可想而知，但

    是寄出去的订户调查却给了他们信心，将近七成被调查者渴望见到这本杂

    志。这两个毛头小子最终得到了八万七千美元，七十人或出于真心、或碍

    于情面成了这本杂志的股东，其中四十六个来自耶鲁大学。

    1923 年3 月3 日，纽约街头的书摊上出现了每本十五美分、连封面

    共三十二个页码的新生杂志《时代》。第一期的发行情况让两个年轻人沮

    丧。两万五千册中只有九千册收回了成本，那些最初的热心订户在提到付

    钱时都冷淡了下来，而通过书摊上销售的五千册最多只卖了一半。

    当然，有眼光的读者还是一下子从这本稚嫩的出版物中闻到了不同寻

    常的味道。首先，它的二十八个页码竟被划分为“国家事务”“国际事务”“书

    评”“剧评”等栏目，使读者可以直接寻到他们的兴趣点。这种今天已经司空

    见惯的新闻分类法，在当时却是极大的创举。

    其次，他们将《纽约时报》中最值得阅读的新闻用最精炼的笔法改写，使得整本杂志具有了连贯性，给人以极强的阅读快感和惊人的信息含量。

    当然，这本杂志仍带有鲜明的哈登风格，仿佛是他在耶鲁编辑的校刊。或

    许，我需要交代一下这两个同岁小伙之间的友谊。

    他们同出生于1898 年，哈登出生于富有的银行家家庭，据说从小就

    表现出惊人的编辑与写作天才。小学时即编辑班内报纸，中学进入哈奇克

    斯中学开始编辑学生刊物《哈奇克斯记录报》(Hotchkiss Record )。而

    鲁斯则是一位在中国传教的穷教士的儿子，出生于中国山东。因为偶然的

    机会，他于 1913 年进入哈奇克斯中学，成为哈登的同学，并成为“记录报”

    编辑。尽管哈登热衷于自我表现，而鲁斯则内敛得多，但这两个野心勃勃

    的小子同时发现了彼此之间在编辑与写作方面的热情与天才，并不断试图

    超越对方。在共同进入耶鲁大学之后，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并共同成为

    学生刊物编辑。此时，他们二人的编辑倾向已经初步显现出来。哈登对于

    新闻有极强的分类能力，是个创造新词汇与奇怪语法的天才，而鲁斯则更

    喜欢追逐新闻的深度与客观。

    1918 年夏天，十九岁的海明威在意大利南部的医院治疗一战给他带

    来的伤害，而德国人奥斯瓦尔德· 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出版了影

    响深远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 )……而这两个二

    十岁的学生正作为少尉军官在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军营接受军事训练。

    “那个夏天，实在热得难受，唯有夜晚才凉快些，”1953 年，鲁斯在《时

    代》创刊三十周年时回忆道，那时他与哈登都剃了光头，像两个傻瓜，“有一天晚上，哈登和我越过大营地走回宿舍，我们每一步都陷入沙中，却谈得很起劲……就在那一次的交谈中，我们开始谈道《时代》……就在那

    一个夜晚，两个孩子决定合作，建立一个组织，把他们的生活中心、工作

    和任务结合起来……”

    五年后，他们充满惊异与喜悦地看到了《时代》第一期的诞生。由于

    两人同样狂热于编辑工作，他们最终通过掷硬币决定由哈登担任《时代》

    的第一任主编，鲁斯则负责业务，两人每五年进行一次职责轮换。所以，哈登的造词本领与标新立异的写作方式为《时代》日后取得成功和遭人诟

    病奠定了基础。

    不管怎样，第一期《时代》还是让人喜悦的。严肃的鲁斯在用半个小

    时阅读之后说道，还真不错哩。而如果你了解到，这本杂志的全体人员不

    过十一人(包括两位创始人，其中第一位员工曼弗瑞德· 高特福莱

    [Manfred Gottfried]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一位作家兼打杂、剪报员)，他

    们的办公地点在纽约郊区偏远的第八大道的一个印刷厂内，墙壁肮脏且破

    旧，所有素材仅有二十年的《纽约时报》与破破烂烂的百科全书，每个人

    都要身兼数职才能完成工作，那么你就应该感到《时代》的诞生是某种奇

    迹了。

    当然，杂志在业务上没有他们最初想象得那么乐观。第一年，他们亏

    损了三万九千五百美元。不过，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 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致信给鲁斯道：“非常欣赏你们的新刊物，每一篇

    文章都值得阅读，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参阅，以了解国家与世界大事……”

    站在今日的角度，我们会发现，尽管今天的《时代》已与当年相去甚

    远，但这两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在 1923 年却创造了一项多么具有预见性的

    发明。20 世纪20 年代，正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广播、电影、报纸杂

    志、爵士乐正在让多数美国人享受生活。以前只属于贵族与精英的娱乐生

    活正在被每个人接受。世界开始被广播、电影、电话这样的技术连成一体，人们四周的信息量空前增长。在《时代》出现之前，美国的新闻界的确没

    有学会如何更清晰与直接地向公众报道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公众似乎对

    此也缺乏足够的兴趣。如果我们将亨利· 福特(Henry Ford)的装配线视作

    工业中的一次革命，那么《时代》正是用亨利· 福特式的观念改造了新闻

    界。更重要的是，由于媒体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时

    代》对于新闻业的改造更直接地影响到公众对世界的理解。这里我需要引

    用哈登与鲁斯在创刊时表达的共同信念：

    1.相信地球是圆的，对具有“以四海为一家”胸怀的政治家们抱欣赏

    态度。

    2.……

    3.……

    4.对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具有信心。

    5.对古老的东西——特别是观念——予以尊重。

    6.对新的东西——特别是观念——最感兴趣。

    我们会发现，这两位年轻人的关注点正在改变传统新闻业“揭露事实”

    的观念，他们更强调对世界未知事物的一种充满勇气与信心的探索。在今

    后的历史中，这的确迎合并促进了大众时代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在最初

    的《时代》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即使是那两个小子也不敢这样想。

    不过一点我乐于承认，最初的《时代》的确有点像知识精英与普通大

    众之间一道沟通的桥梁，它将知识人的观念精简、直白地传输给受过一定

    教育的读者——鲁斯所言的那一百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当然，即使这一点，在当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在反对者看来，《时代》不过是一本喜欢摘用《纽约时报》稿件的文摘性杂志，因为它根

    本没有自己的记者。或许它经过了一些编辑的重新加工，然而，这哪里是

    什么正经的写作？编辑为了吸引人，就强烈地运用夸张的效果，把人写得

    很滑稽。胡乱的造词把句子的主、谓、宾结构颠倒(这一点被《纽约客》

    [The New Yorker ]杂志大为嘲讽)。甚至杂志的主编哈登还伪造各种读者

    来信制造争端以吸引大众注意力，尽显各种不够严肃手段。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份利用各种手法来引起别人关注的杂志，还

    是非常迅捷地获得了成功。1925 年，它的页码由最初的二十八页增至五

    十二页，而在封面设计上确定了其独创风格——在封面边缘加一道红边。

    到了1929 年哈登因为风寒去世时，这两位六年前为了十万美元而痛苦不

    堪的穷小子，都已经成为百万富翁。

    20 世纪20 年代末，《时代》在褒贬不一中还是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新

    闻媒体之一。除了杂志与时代对信息渴求的现实相吻合、哈登俏皮和大胆

    的编辑风格外，我们很容易在两人最初约定但却未必严格遵守的编辑理念

    中看到成功的缘由：

    1.新闻能够组织化，每一条新闻都可以重新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新闻

    组织。

    2.新闻的意义是可以解释的，不同的观点也应该一并呈现。

    3.制造新闻的是个人，而不是政府或其他神秘势力，因此人物和他们

    的言论、性格都有新闻价值，值得加以描述。

    像对新闻分类一样，这三条今日习以为常的准则在当时是非常令人吃

    惊的。同时，《时代》还建立研究员制度。为了将新闻改写生动，他们大

    量插入历史资料。这一条成为日后杂志成功的重要保证。同时，他们还建

    立了还算严格的查证制度，核对人名、地名与新闻事实，避免出现大的差

    错。

    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凭借这些，《时代》很难成为今天这样一本影响巨

    大的杂志，哈登的突然去世成为其重要转折之一。杂志是主编意志的体现，哈登在充满机智与激情的同时，也暴露出无可掩藏的劣势：他对于趣味的

    过分追逐妨碍了真正的事实与思想，机智可能会损伤到真正的大智慧，而

    哈登在富裕家庭中顺利的成长环境，也决定了他缺乏持久的恒心。逝世前

    夕，哈登看起来对这本杂志已经极度厌倦了。

    而鲁斯则不同，传教士家庭的出身让他具有一种清教徒式的热忱与耐

    力，而他的固执则使他不断地试图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他真心坚信，全

    人类应该具有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这与他在中国山东传教的父亲一样。

    所以，他最终会利用《时代》来表达他对政治与社会的看法。

    尽管鲁斯对于哈登的建树尊敬异常，坚信《时代》在哈登的领导下确

    立了一种独特且令人骄傲的风格，《时代》接下来的主编也都尽量遵守哈

    登的准则，但鲁斯对于严肃的思想与事实的追求正在慢慢地影响着《时

    代》。到了20 世纪30 年代初，杂志所使用的句式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过

    分怪异了。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时代》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深入人心。

    它自1936 年开创的“封面人物”更成了美国社会的重要事件。已经成为知

    名作家的海明威就曾因为另一位作家帕索斯比他更早成为《时代》的封面

    人物而愤怒不已。而由于组织的不断扩大，《时代》更建立了“资深编辑”

    制度，使报道的分工更加专业化与准确化。二战爆发时，《时代》斥巨资

    派遣的海外记者令杂志几乎成为全美国最主要的新闻媒体。同时，由于鲁

    斯个人对于“最新知识领域”的强烈兴趣，《时代》成了当时世界的重要知

    识分子发言的阵地之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 汤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正是通过《时代》名满天下的。

    尽管被后来的评论家所不耻，但鲁斯的确出于个人政治倾向使《时代》

    对美国总统大选与政策制定造成了相当影响。到了 20 世纪40 年代末，“令人生畏”的《时代》成了每位总统、国会议员与高级官员的必看杂志，没有人可以忽略它的影响。当然，它的批评者也伴随其影响力的增加而不

    断增多。自创刊起，《时代》按照小说体来写作的方式注定了它可能会偏

    离事实。而伴随着机构的复杂化，一线记者与作家之间的沟通不便，以及

    查证员不可避免的疏忽，《时代》的报道在很多时候尽管曲折动人，却不

    免出错。美国管理学家彼得· 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经被选作1950 年

    某期的封面人物，但后因朝鲜战争而被临时撤换。德鲁克后来读到这篇撤

    换文章后大惊失色：他家里的一只宠物狗竟被描写成德国狼犬……

    20 世纪50 年代以后，《时代》逐渐被一种衰老之气所困扰。除了当

    时电视的兴起、各大报纸的关注点向全球重要事件的转移，以及竞争对手

    《新闻周刊》(Newsweek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World Report )的壮大这些外界因素外，《时代》自身的问题也逐渐尖锐

    起来。在越来越庞大的时代——生活公司内，鲁斯已经不可能有更多的精

    力关照《时代》了。况且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保守的思想也开始妨

    碍杂志的发展。时代已经变化，然而《时代》却缺乏应变。当时的主编菲

    尔布林格(Otto Fuerbringer)更是相当顽固保守，厌恶一切新事物，并

    且深得老年鲁斯的信赖。当猫王扭着屁股走上舞台之后，美国迎来了历史

    上最丰富与刺激的时代。迷恋女色、年轻而性感的肯尼迪(John F.

    Kennedy)竟然成了美国总统，学生们再也不听话了，姑娘们像吃零食一

    样随意地服用避孕药，摇滚乐还有越战让整个美国不安地晃动着。而与此

    同时，1961 年被《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购买的《新闻

    周刊》开始成为热门的新闻杂志，正在充满快感地掠夺《时代》的读者与

    广告商。《时代》开始像吃了LSD 的美国青年一样无法平静。

    1968 年，在亨利· 鲁斯去世一年后，他的继任者多诺万(Hedley

    Donovan)最终决定让格伦沃德(Henry Grunwald)取代菲尔布林格成为

    《时代》的新任主编。格伦沃德，这个胖胖的维也纳人，自 1944 年加入

    《时代》以来，以不可多得的写作才华引起关注，二十三岁就当上了特约

    编辑，而本人更是性格随和。

    在带领四十位资深编辑在百慕大群岛尽享海风、阳光之后，这位主编

    决定进行让鲁斯不得安宁的改革。首先，他废除了集体创造制。四十五年

    来，《时代》始终坚持每篇文章皆由所有参与者共同完成，所以不署名。

    因为鲁斯相信，编辑与记者不应该让自己成为明星，功劳属于全体。这种

    制度在新闻业发生巨变的 20 世纪60 年代已经饱受唾弃，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与众不同，并且极度拒绝别人对自己的文章动手动脚。当然，这项变

    革并非意味着编辑与审查制度的结束，而是让作者更有机会展现自己。当

    然，尽管他本人更加开明，但是依然坚持鲁斯年轻时的哲学信仰：进步的

    保守主义。这一点正是鲁斯与哈登的最初理念——尊重历史，尊重新事物。

    而正是这一点，使《时代》尽管在形式与政治态度上发生变化，其核心的

    价值观念却未根本动摇，并得以持续发展。

    直到 1977 年，格伦沃德成为时代——生活集团总编辑，他是《时代》

    历史上最成功的主编之一。由于良好的艺术修养，他的个人风格使得《时

    代》的形式更加灵活。在上任一个月内，杂志刊出了以诗歌来撰写的赛马

    报道。第二年，《时代》更刊登了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

    的小说摘要，这在鲁斯理解的新闻周刊中是万万不可的。为了适应20 世

    纪70 年代的风气，格伦沃德更增加了“环保”“心理学”“行为”这样的专栏。

    此时的《时代》又恢复了部分生气。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已经不可

    能再恢复从前的影响力了。

    20 世纪80 年代的《时代》继续在《新闻周刊》、CNN(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的夹击下生存。1989

    年，这本杂志体验到了以前从未品尝过的苦涩。这一年，时代——生活集

    团与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合并，组成全球最大的媒体集团。显然，到了 20

    世纪80 年代末，公司利益早已凌驾于媒体理想之上了。在一个电影、有

    线电视、书籍出版、杂志并存的媒体公司中，《时代》的利润是那么不显

    眼。即使在杂志类别内，它的利润也远远低于《人物》(People )这类流

    行杂志。虽然由于已经形成的巨大声望，它仍然是新公司的旗舰产品，但

    是谁都清楚，这已经不是亨利· 鲁斯的《时代》。在鲁斯的眼中，编辑理

    想至少与商业行为同样重要，因为他更渴望成为一位政治家与思想家，而

    非商人。尽管《时代》的资深编辑们可以宣称，鲁斯所创建的“国家与教

    堂”理念是不可动摇的，编辑独立原则是无法触犯的，但谁都清楚，这样

    的誓言是多么脆弱。

    很显然，1992 年的改版的确有着过于强烈的商业目的。四十二岁的

    年轻主编亨利· 穆勒(Henry Muller)进行了过于勇敢的改革。为了迎合青

    年一代的读图喜好，他大量增加图片，减少文字长度，结果便是影响到了

    报道深度。更为夸张的是，为了迎合习惯电视节目的读者，他将原来相对

    细致的栏目分类，有些简单粗暴地转变成类似公共电视节目的简单格式。

    显然，这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在迎合了读图时代的要求后，这本曾经因为

    深度分析而知名的杂志失去了深度，仿佛变成了一本图片杂志，发行量迅

    速跌落了五十万份。

    显然，很多人将希望寄托于 1996 年上任的主编沃尔特· 艾萨克森身上。

    这位哈佛大学毕业生、罗德奖学金学者于 1978 年进入《时代》，是这个

    时代罕见的编辑。五年以来，他的确使这本杂志重新恢复了生气与自信。

    他坚信杂志必须被改变。这位被《纽约》(New York )杂志称作是“五十

    岁以下最具自我意识的新闻记者”承认，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用“李普曼语气”

    来谈论政治的时代了，人们更关注个人的生活。过去的《时代》关心的多

    是刻板的政治世界中发生了什么，而现在的《时代》则是关心大家的餐桌

    上谈论什么。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时代》风格的粗俗化。尽管沃尔特· 艾萨克森

    并不那么喜欢这个时代，但是他承认，多元化正在成为世界的主流，《时

    代》必须积极地反映这一切。《时代》的趣味变得前所未有地广泛，按照

    沃尔特· 艾萨克森的说法，《时代》有一点儿《人物》、有一点儿《财

    富》、有一点儿《钱》(Money )、有一点儿《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 )……它是这些杂志的结合体。

    让《时代》的支持者喜悦的是，由于沃尔特· 艾萨克森的存在，这种

    多元化并未使杂志媚俗化。这位主编罕见的个人使命感与才华，让他当家

    的《时代》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高调气息，即使在谈论餐桌上的话题时也避

    免流俗。而在其任期间推出的《时代七十五周年》纪念刊与举行的盛大纪

    念活动——“世纪人物”的评选，都让这本杂志显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与影响

    力。这位言必称亨利· 鲁斯与其他伟大新闻人物的人，在《时代七十五周

    年》纪念刊上底气充盈地表达了他对《时代》的见解。而他于 1997 年和

    1999 年先后选择安迪· 格罗夫(Andy Grove，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兼董

    事长)和杰夫· 贝索斯(Jeff Bezos)作为封面人物的举措，更表现了他对

    即将到来的技术世纪的信心。

    他在《鲁斯的理想——过去与现在》中讲道，今天的《时代》已经不

    需要再做新闻摘录了，因为电视与网络更善于此道。今天的《时代》要试

    图将单独的事件放入历史背景讲述，更注重为读者提供新的见解与远见，预测事件的未来可能，描写那些事件背后的场景，提出那些别人忘记的问

    题。

    他接着还写道：“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于 60 年代至80 年代，政治偏

    见已经越来越无关紧要，常识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我们在文

    章中依然会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但我们更希望能为你提供开放式的观念，而非某种偏见。”鲁斯曾在 1941 年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因为他坚信美

    国的价值观念对于全世界大有裨益。而今天，我依然坚信，自由心灵、自

    由市场、自由表达意见与自由选择依然是《时代》所坚持的基本理念。

    鲁斯与哈登相信地球是圆的，艾萨克森则接着补充道，地球还是连线

    与网络化的。《时代》将依然坚持对于“新事物的强烈兴趣”，执着于探讨

    这项新技术对任何社会的影响。在这项新技术带来的信息爆炸中，《时代》

    要扮演将零散事实连接成完整故事的叙述者角色，要成为讲述影响这些事

    件的关键人物的描绘者。

    在这篇非凡的文章最后，自命不凡的沃尔特· 艾萨克森认为：在新世

    纪，我们同样面临许多挑战，比如信息技术对个人隐私的侵害，生物技术

    对生命尊严的挑战，《时代》会依然抱有与鲁斯、哈登同样的乐观态度—

    —相信世界终究在进步。因为这种乐观会带来真正的建设意义。鲁斯坚信

    新闻业是一个高贵的事业，因为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战斗在争取自由阵

    地的最前方。今天的《时代》编辑将继续分享这一感觉——新闻记者是一

    项崇高的职业。

    当然，2000 年1 月14 日，时代华纳(Time Warner)与AOL(美国

    在线)的合并或许稍微影响了沃尔特· 艾萨克森的自信。大多数评论家认

    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时代》的编辑独立原则。沃尔特· 艾萨克森

    在一周后的杂志“致读者”中写道，从鲁斯制定“国家与教堂”原则起，编辑

    的独立原则就已经不容怀疑。而这种独立原则已经深深地刻入了“我们”的

    DNA 中，谁也无法破坏……

    尽管这位当代最杰出的杂志编辑将 DNA 都摆了出来，但其不容置疑

    的语气却显现出某种悲壮。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是，不管是时代华纳的总

    编辑诺曼· 珀尔斯坦(Norman Pearlstine)，还是沃尔特· 艾萨克森，都是

    通过新闻媒体才知道这一并购事件，事先的确不知情。在商人的游戏中，他们的理念似乎不够分量。

    不过，或许鲁斯与哈登的乐观是有道理的，对并购事件仅仅陷入深深

    的忧虑，是于事无补的。《时代》的未来怎样？就让我们相信鲁斯与艾萨

    克森的乐观与自信吧。当年那两位一文不名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一间墙

    壁破旧的印刷厂厂房内创办这本杂志时，拥有的仅仅是这些自信与乐观。

    商业是使命也是游戏：《财富》

    基本上，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因为它就是我们时代的核心。

    ——亨利·鲁斯，《财富》杂志创始人

    商业是性感的、充满戏剧性的，被一些活生生的人所驱动的。

    ——约翰·休伊(John Huey)，《财富》(Fortune )时任主编

    20 世纪20 年代，当亨利· 福特因为T 型车的成功开始肆无忌惮地对

    社会问题发言时，商业仍然生活在政治与文化的阴影下，商业生活是隐秘

    而缺乏公众尊重的，商业人物是一群“唯利是图分子”。而时间到了1939

    年，IBM 总裁托马斯· 约翰· 沃森(Thomas J. Watson)已经开始对全世界

    讲述“文明的本质”了。到了 20 世纪50 年代，伴随着彼得· 德鲁克所言的

    “大型工业组织要取代常规政府”的进程，商业领袖们成了不苟言笑、高高

    在上、令人敬畏的家伙。而在80 年代里根(Ronald Reagan)所鼓励的

    “贪婪时代”中，商人已经成为名利场中的利害角色，他们毫不羞涩地与电

    影明星和政客站在一起。而自互联网革命以来，我们都在想，商业世界竟

    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比尔· 盖茨(Bill Gates)、史蒂夫· 凯斯(Steve Case，AOL 创始人)、杨致远、詹姆斯· 克拉克(James H. Clark)成了全能冠军，他们不但是商人，更是发明家、思想家，甚至是时尚界先驱。他们创造了

    流行的硅谷生活方式，改变了艺术与我们生活的世界，甚至正如熟悉中世

    纪历史的惠普总裁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所言，认为自己在创造第二次

    文艺复兴……

    技术变革与社会文化的转化，在上述戏剧性变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我们必须同样承认，一本名叫《财富》的杂志也发挥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它最初提出了商业在社会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使公众认识到工业五百强的

    重要，并令企业报道逐渐成为新闻业中的新阵营……人们至今为这本杂志

    的创始人亨利· 鲁斯的洞见吃惊不已。

    1929 年3 月，这位年仅三十一岁的《时代》杂志出版人在一次公开

    讲演中说道：“基本上，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因为它就是我们时代的核

    心，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又同时允许我们去控制科学、技术，以及环球信

    用和环境的发展——简而言之就是现代企业。企业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

    艺术家、牧师、哲学家、医生的生活必要条件，因为企业对艺术家或哲学

    家的生活情况问题具有一种决定性影响，普通人更是随时都必须与企业发

    生关系。”

    四个月后，美国的企业界人士看到了鲁斯讲话的杂志版。一本一百八

    十四个页码、全部用重磅铜版纸印刷并配以最精美图片的《财富》杂志，重重地摔在了他们的办公桌上，而它的价格是闻所未闻的一美元——这给

    予读者一种难以忘却的身份感——当时一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十美

    元，当时《时代》的年订阅价不过五美元。

    鲁斯渴望这本杂志给他带来真正的成就感，因为《时代》毕竟是由哈

    登与他共同完成的，而由于哈登是第一位总编辑，《时代》带有更鲜明的

    哈登而非鲁斯风格。由于他坚信商业将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在选择刊名

    时，他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一度犹疑，可见他笃信财富即权力)，而在

    当时，除了《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对商业进行并不全

    面的报道外，美国媒体对于商业界普遍缺乏兴趣与尊重。在经过两年的调

    查与试验之后，他决定出版这样一本“外观极尽豪华、插图极其珍贵、报

    道文章要怀有一种使商业在公众心目中获得应有地位的目的”的杂志。于

    是，我们在时代公司的历史文献上看到了当时对《财富》杂志的定义：

    这份刊物将是美国现有刊物中最精美的出版物；它从头到尾都是权威

    性的；它将以最引人入胜的文字撰写，完全以事实为依据，深入浅出地报

    道商业界所关心的主题：它将以富有技巧的方式探讨商业道德的立场。

    由于对哈登创造的《时代》饱经唾弃的特别文体耿耿于怀，鲁斯对

    《财富》杂志的写作风格有着令人惊异的追求。他在寻求编辑与作家时，不要求他们学会写商业报道，但一定要会写诗歌与散文，在第一批撰稿人

    名单中甚至出现了海明威，而《财富》的一些编辑在离职后也成为美国的

    重要作家。到了20 世纪40 年代，《财富》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英语世

    界中写作最优雅的杂志之一。

    1929 年10 月，在创刊号推出三个月后，股票市场崩溃，美国陷入了

    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一本报道商业的杂志来讲，这可能意味着灾

    难性的损害。而鲁斯却在危机之中看到了《财富》的未来，他相信，经济

    衰退与那些很少抛头露面的商业巨子关系甚大。他们所从事的不仅是私人

    性商业行为，更是与全社会相关的活动。所以《财富》有责任将企业内幕

    揭露出来。一直到20 世纪40 年代，《财富》的报道已成为一部分工商

    界人士的梦魇。它对缺乏商业道德行为的揭露，赢得了公众的信赖。

    不管得罪了多少企业，到了1940 年代，《财富》已经成为企业界的

    一种身份象征。它开创的企业故事、考究的叙述风格与不可多得的配图，当然还有一美元的昂贵价格，让那些高级管理人员非常乐意把它摆在客厅

    的显著位置。而对新闻界来讲，《财富》或许是促使商业新闻觉醒的最重

    要力量之一，激发了后来的竞争对手《商业周刊》(BusinessWeek )与

    《福布斯》(Forbes )投入竞争的欲望。它的“深度报道”变成了后半个世

    纪新闻业最热门的报道形式，而其对写作技巧的追逐则让商业报道更富有

    尊严与历史感。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财富》树立的自以为是的高傲感。曾任《财富》

    编辑的经济学家约翰· 肯尼斯· 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回忆

    道，《财富》的真正阅读者其实并不多，读者愿意购买它，却懒得读它。

    这种高傲感与战后美国开始兴起的工业社会的做派不谋而合。这是一个由

    通用汽车、IBM、福特汽车、美国钢铁公司构成的社会，它们等级森严，讲究权威。而《财富》在经过20 世纪30 年代的揭露式报道后，开始转

    向对企业组织的温和介绍。伴随着《财富》杂志成为这些工业巨头中的一

    员，它的报道口气开始愈来愈像一位企业领袖。在当时的时代风气下，《财富》成了工业社会的发言者与阐述者，企业开始迫不及待地希望《财

    富》来报道它们。1955 年率先进行的“财富五百强”排名与每期四十八万

    的发行量，让它成为商业新闻世界中的奥林匹克。将近五十来，“财富五

    百强”成为美国工业界最热门的话题。全世界的媒体都以此为重要新闻进

    行报道，而进入五百强的企业更会名声大增。对于中国读者来讲，1999

    在上海进行的财富论坛，让我们看到了《财富》杂志的影响力。

    但傲慢的《财富》在 20 世纪80 年代商业界发生的重要变革中错失

    了机会。华尔街的交易商开始把商业变成一种巨大的财富游戏，不再喜欢

    《财富》所尊崇的工业形态——一种严肃的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自以为

    是。于是，《福布斯》与《商业周刊》的顺应潮流让《财富》陷入了某种

    痛苦。接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给商业带来更加致命的变革。

    商业早已超越了最初的范畴，渗透到每个角落，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首席执行官们比政治家们发挥着更大的影响。

    媒体评论家说，《财富》杂志“每期都在与《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争夺‘谁更乏味’的桂冠”，其发行量已经降至

    四十一万册，很多商业人士则像做家庭作业一样去阅读它。《财富》不得

    不开始响应商业变革。

    约翰· 休伊看来是位合适的人选。这位五十一岁、喜欢开玩笑的前

    《华尔街日报》记者在 1995 年成为《财富》的主编，他显然对于鲁斯曾

    经标榜的严肃商业报道原则不屑一顾：“一些人将商业视作如在教堂里祈

    祷一样神圣，但我却更倾向于将它看作热门的体育运动——就像全美橄榄

    球联赛。商业是性感的、充满戏剧性的，是被一些活生生的人驱动的……”

    为约翰· 休伊的哲学做注解的是乔布斯(Steve Jobs)与拉里· 埃利森

    (Larry Ellison，甲骨文公司 CEO)这样的作秀高手，商业领袖与技术天

    才的确正在成为新的文化英雄。商业不再意味着只是循规蹈矩地“组织人”，而是如何自我表现。

    约翰· 休伊努力使得《财富》杂志的每一篇故事都刺激人心，像一出

    伟大的戏剧。选择编辑记者时，他从不关心他们是否懂得股票市场或者商

    业准则，反而注重写作能力是否足以打动读者。休伊的努力让《财富》恢

    复了它往昔的活力，他自豪地说，《财富》的发行量已经升至七十八万份，在《广告周刊》(Adweek )进行的1998 年年度最热门杂志榜中，《财

    富》排在了第七位，远远地把《福布斯》与《商业周刊》甩在了身后。但

    令人吃惊的是，使这份商业杂志起死回生的约翰· 休伊却对商业缺乏热情，反而更钟情于将杂志办成一份无所不包的流行文化杂志，就像商业界的

    《时尚先生》(Esquire )杂志，而约翰· 休伊本人对于嬉皮风格的热爱也

    尽显无遗。

    我们无法想见亨利· 鲁斯对后来的《财富》做何感想，但这本杂志的

    确见证并改变了它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商业精神。过去，它与刻板的工业王

    国紧紧相联、相互造势，其时的商业精神遵守的是 19 世纪自由竞争时代

    的商业理念，商人被清教理想约束，集中精力赚钱而非抛头露面；而今天，《财富》成了新经济的鼓吹者与新商业文化的缔造者之一，相信放纵的风

    格，笃信商业已不仅仅是专业操作，更需要个人表演能力与煽动性，商人

    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与最引人瞩目的表演者，他们是约翰· 休伊喜欢而亨

    利· 鲁斯唾弃的20 世纪 60 年代反叛精神的延续。但是，有一点却始终没

    有变化，那就是亨利· 鲁斯在七十年前的判断：“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是

    我们时代的核心。”

    圣徒威廉·肖恩：《纽约客》

    在评价怀特(E. B. White)的一部书信集时，《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提到了一张《纽约客》(The New Yorker )

    作家的群像(读者很少能见到)：“……从照片上看来，他们一个比一个忧

    郁腼腆，一个比一个眉头紧锁、态度畏缩，一听到细微的声音便如惊弓之

    鸟，平常则处于蛰伏状态。”

    没有人比怀特更能代表《纽约客》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风格了。

    这个一参加公众活动就头昏脑涨并且胃痛的男人，轻而易举地在文字中寻

    找声音、维度、旋律的完美搭配。幽默感、敏锐的紧张、孤独的忧伤、脉

    脉温情、行云流水……这些词汇似乎都不足以说明怀特的风格，怀特知道

    如何将这些元素比例协调地搅拌在一起，他一生都在推敲这种分寸感——

    左右彷徨、小心翼翼。怀特无法创造鸿篇巨作，这不仅因为才华与韧性的

    欠缺，还因为他令人绝望的完美主义。不过，如果一个人能够将给送牛奶

    人的信写得令很多作家彻夜不眠写出的作品黯然失色的话，他也没什么好

    抱怨的了。

    当威廉· 肖恩(William Shawn)在 1935 年成为《纽约客》的编辑时，这本以幽默感见长的文艺杂志正在走向第一个繁荣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仍是喧闹的20 世纪20 年代美国的产物。1925 年，哈罗德· 罗斯

    (Harold Ross)在他的桥牌搭档弗雷西曼(Raoul Fleischmann)的资助

    下创办《纽约客》杂志，想要记录下正在蓬勃兴起的大都市文化，包括令

    年轻人陶醉的爵士乐、百老汇歌舞剧，以及罗斯与那帮记者、明星、艺术

    家在阿尔贡金饭店(The Algonquin Hotel)里那些有趣甚至不无低级的玩

    笑。

    喜欢在办公室里吵吵嚷嚷的罗斯具有天才鉴赏力。不过，他有时粗俗

    的举止却不妨碍他写信给尚未成名的年轻作家弗兰克· 奥哈拉(Frank

    O’Hara)：“我不知道你未来会怎样，但如果我是你，我会一直坚持下

    去。”所以你可以想象当罗斯发现怀特时的惊喜，他可能隐隐意识到这个

    家伙正是急于确立自己独特风格的《纽约客》所需要的人。而怀特也最终

    不负众望，与他最著名的追随者詹姆斯· 瑟伯(James Thurber)一起缔造

    了独特的“纽约客”文风。

    威廉· 肖恩要命地喜欢《纽约客》，所以当这位二十六岁的年轻人从

    欧洲归来后，就加入了它。他喜欢写作，但肯定缺乏怀特那样的才华，所

    以在短暂地为“本镇絮语”栏目撰稿后，罗斯让他当了编辑。因为谁都看得

    出来他的头脑是多么清晰，多么善于看出文章的弱点所在，并教导作者修

    改。

    沉默寡言却敏锐勤奋的肖恩成了热衷于更换编辑的罗斯的最得力助手。

    肖恩几乎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作家莉莉安· 罗斯(Lillian

    Ross)在1945 年去《纽约客》求职时，迟疑地不知该问些什么，因为她

    注意到执行主编肖恩穿着白色的衬衫，系蓝黑色的领结，着灰色外套，每

    个纽扣都扣着，满脸都是孩子气。对于怀特仰慕之至的莉莉安并不清楚对

    面这个人是谁，但是他的安静、绅士风度，与通常充满吵闹声和烟雾弥漫

    的编辑室内的编辑们截然不同。正是这个安静略显胆怯的人，帮助哈罗

    德· 罗斯将《纽约客》由一本较纯粹的幽默文艺杂志转向更宽阔的领域。

    1945 年，肖恩说服罗斯用一整期《纽约客》刊登了约翰· 赫西(John

    Hersey)长达三万一千多字的文章《广岛》(Hiroshima)，这篇卓绝的

    报告文学描述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与被这种恐怖力量摧毁的居民的命运。

    结果，这篇文章不仅成了新闻史与文学史上的一篇标志性作品，也成了

    《纽约客》的转折点。《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评论说，这本杂志已经摒弃了“习惯的谐噱、讽刺与漫画式的传

    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詹姆斯· 瑟伯在回忆录中说，“倘若没有肖恩的艰苦工作与经常性的建

    议，罗斯是无法创造在二战期间精彩绝伦的编辑成就的”。到1952 年罗斯

    去世时，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四十三岁的肖恩是接班人，正如当时的编辑吉

    尔所说：“我们几乎不觉得还有别人可以胜任这个位置。”

    罗斯固执地认为，杰出人士必须遭受宠爱与纵容，所以《纽约客》编

    辑部内充斥着一些神经兮兮的大孩子，他们随时可能翻脸，也随时可能做

    出奇怪的举动。怀特在其盛年离开了一手缔造的《纽约客》，因为他想一

    个人清静清静，类似的奇特行为还发生在后来的塞林格(J. D. Salinger)

    身上……不过，肖恩却在这群刻薄而敏感的艺术家与作家中获得了几近一

    致性的尊崇。

    成为《纽约客》总编辑的威廉· 肖恩先生看起来依旧是一个不折不扣

    的小人物，尽管他编辑着一本或许是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杂志。他身材矮

    小且毫无吸引力，从不过夜生活，甚至认为一顿丰盛的午餐不过是在阿尔

    贡金饭店的“罗斯厅”(纪念哈罗德· 罗斯)点上一杯橙汁与一份燕麦片。他

    还受不了自动电梯，多年之后《纽约客》的办公楼依旧专门为他保留着一

    架人工电梯。

    当二十五岁的年轻作家韦德· 梅塔(Ved Mehta)第一次与肖恩通电话

    时，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尽管他是如此崇拜《纽约客》。肖恩从不允许

    自己的名字刊登在杂志上，作为他倔强性格的反映，他也从不在《纽约客》

    上刊登自己的电话。除了向大学生不打折扣外，它也不怎么在乎广告商。

    肖恩尽量避免谈论自己，除了他最亲近的朋友，没人知道他的出身状况。

    与怀特一样，他也不接受采访，只是偶尔会接受演讲邀请，而且只有在说

    到那句“我在芝加哥长大”时，他才听起来言语流畅。

    在哈佛念书的韦德· 梅塔与同学在校园里遇到肖恩一家时，觉得他们

    仿佛全部来自小人国，因为他们是那么不起眼。梅塔多么希望告诉身边的

    同学，这就是编辑出《纽约客》的人。

    肖恩与罗斯太不相同了，这种差异之大类似于后来的蒂娜· 布朗(Tina

    Brown)与肖恩。肖恩也喜欢幽默，但是幽默在肖恩时代却已不再是《纽

    约客》的标签。一方面，那一代杰出的幽默作家怀特与詹姆斯· 瑟伯都已

    老去，但新一代还无法把握住他们的神韵；另一方面，肖恩个人比罗斯更

    具有严肃的社会意识。正如怀特曾写到的，罗斯是 20 世纪20 年代的产

    物，那是一个喧闹的年代，而肖恩则是 30 年代的产物，那是人们在街头

    兜售苹果的凄惨岁月。

    《纽约客》在肖恩的年代除了保持固有的文学成就外，更变成了探讨

    严肃社会议题的舆论领袖。当然，肖恩从来不把自己当作领袖看待，他愿

    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他的作家与艺术家们分享。后来成为他终身亲密伴

    侣的作家莉莉安· 罗斯说，肖恩是一个诗人与小说家，终身保持着对写作

    的渴望，但当成为编辑后，他便将这种才华完全贡献给了他的作家，所以

    他比别的编辑更能体会到当作家的障碍与欢欣。他是那么低调，称所有的

    人为“先生”，并保持着父亲般的奉献精神，很多《纽约客》的作家在其著

    作上都会写上“献给肖恩先生”。韦德· 梅塔在刚开始为《纽约客》工作时，发现肖恩先生竟然会在任何时刻都耐心地给他打电话，为了一个不那么重

    要的细节而反复讨论，使他觉得似乎肖恩只对他这一名作家负责，他常常

    怀疑肖恩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去与那么多作家进行类似的交流。

    肖恩的完美主义使《纽约客》成了新闻界“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很

    多稿件都是经过一年以上的反复修改之后才完成的。尽管一些作家抱怨终

    稿失去了最初的神采，但这样的慢工的确将错误减少到了最低。肖恩将一

    本杂志推向了它不应该具有的位置——甚至比书籍更耐读与准确。美国的

    几代作家都知道，成名的最简捷方式是在《纽约客》上刊登作品。你可以

    想象二十三岁的杜鲁门· 卡波特(Truman Capote)因为在《纽约客》上发

    表小说就名扬四海吗？就像韦德· 梅塔回忆的，你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意味着你会被广泛地谈论。约翰· 厄普代克、菲利普· 罗斯(Philip

    Roth)、塞林格等战后美国最好的作家，都与《纽约客》保持着密切联系。

    塞林格更是称肖恩为“最不可思议的天才艺术家编辑”。

    从1945 年的《广岛》报道之后，肖恩继续让《纽约客》保持着社会

    良心的领导角色。尽管他从来都是那样温和，但却暗暗使《纽约客》承载

    了更多的教育使命。20 世纪60 年代初，杂志发表了著名黑人作家詹姆

    斯· 鲍德温(James Baldwin)关于黑人凄惨命运的小说，成为民权运动中

    最著名的篇章之一；雷切尔· 卡尔森(Rachel Carson)的作品《寂静的春

    天》(Silent Spring )也是最初在《纽约客》发表，并掀起了环保主义风

    潮的。一次，肖恩邀请政治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杂志撰写

    关于极权主义的文章，阿伦特担心这样的题目对读者来说太艰深，但我们

    的肖恩先生却用他著名的缓慢语气回答说：“不，他们需要读这些。”

    在文学形式上，肖恩则加强了《纽约客》“文学性新闻”(literary

    journalism)的影响力。1965 年，卡波特在此发表了纪实性小说《冷血》

    (In Cold Blood )。这部以一桩离奇凶杀案为题材的冷静而富有想象力的

    作品，除了给卡波特带来巨大的荣誉外，也使“新新闻写作”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与新闻界的变革。

    肖恩以他的谦和与创造性赢得了几乎一致性的尊敬。普通读者依旧不

    知道威廉· 肖恩是谁，但是在文学界与新闻界，他却是圣徒的象征。正如

    阿伦特评价的：“行为与判断有如圣人，肖恩具有完美无瑕的道德尺度。”

    当不知深浅的汤姆· 伍尔夫(Tom Wolfe)以肖恩为题撰写了人物特写

    《小不点木乃伊》(Tiny Mummies )并准备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

    时，肖恩写信给该报的发行人约翰· 海· 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请

    求压下这篇稿子，但伍尔夫的编辑克雷· 菲尔克(Clay Felker)公开了这封

    信。文章发表后，整个新闻界以前所未有的庄严感自发地向伍尔夫展开了

    全面讨伐。约瑟夫· 艾尔索普(Joseph Alsop)、默里· 肯普顿(Murray

    Kempton)、纳特· 亨托夫(Nat Hentoff)公开诅咒这篇文章；德怀特· 麦

    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则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文章，攻击伍

    尔夫；沃尔特· 李普曼毫不讳言地说他视伍尔夫为“一头无能的驴子”；已经

    退隐的塞林格用一封只有一句话的电报向惠特尼开火，宣布将与这件事有

    关的所有人永远为敌。据说菲尔克因其所作所为被世纪俱乐部拒之门外

    (这是对他罪行的正当惩罚)，而《纽约先驱论坛报》在此事后不久确实

    关门倒闭，《纽约客》则卖出了比往年多得多的广告。

    美国新闻界在20 世纪70 年代迎来了类似 20 年代的重大变革。随着

    越来越多的媒体公司将自己推向华尔街，新闻业的纯真年代结束了。媒体

    不再仅仅是编辑记者的手工品，更被股东与盈利需求所左右，但肖恩主持

    下的《纽约客》却似乎依旧保持着哈罗德· 罗斯时代的单纯。罗斯对于编

    辑人员的溺爱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从不允许经营部门走进编辑部的大门，似乎也从不考虑他的商业合伙人弗雷西曼的感受。如果《纽约客》赚了更

    多的钱，那么就必须提供更高的报酬给作家们。强势的罗斯使弗雷西曼无

    可争辩，但随着杂志的成功，后者也的确赚了更多的钱。到了弗雷西曼的

    儿子彼得· 弗雷西曼与肖恩搭档时，前者对后者的尊敬犹如儿子之于父亲，没人质疑这是一本以编辑部为核心的杂志，或者说这是一本肖恩个性的杂

    志。肖恩几乎一个人完成所有工作，很少考虑是否该把工作分给别人。当

    小弗雷西曼在1974 年的股东大会上被人问道“肖恩先生是否有副手时”，这位发行人不能肯定地支吾道：“我想他没有。”他的确不了解编辑部的情

    况。

    肖恩自己也清楚《纽约客》杂志多么与众不同，它从不需要取悦市场，也没有经营压力，不但盈利，还利润丰厚。在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致

    编辑人员的一封信中，肖恩承认，《纽约客》的编辑部简直是在一种完全

    理想的状况下运行的。别的地方以商业分析为导向，而这里完全是另一个

    极端。而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这种情况都不可能得以维系。当越来越多

    的人为肖恩之后的《纽约客》担忧时，他却没有做好寻找接班人的工作，而是挑选了年轻的编辑乔纳森· 谢尔(JonathanSchell)作为继承人。虽然

    谢尔是一个杰出的记者，可他并非一名好的主编，总是刻意模仿肖恩，却

    不了解肖恩的真正魅力所在，这个试探性的任命在一片抗议声中夭折了。

    到了20 世纪80 年代，《纽约客》面临着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生存环

    境。媒体世界已经变得庞杂无比，电视取代了过去的印刷品成为核心力量。

    人们也越来越追逐有趣的东西，1974 年创刊的以电视明星为报道对象的

    《人物》杂志大获全胜。《纽约客》严肃的报道方式虽然依旧盈利，但是

    利润却越来越微薄。1974 年，它的销量已跌至每期四十八万五千份，1983 年虽增至五十一万份，但一年以后又跌至五十万份。

    所以到20 世纪80 年代初，关于《纽约客》将被出售的传闻已经出

    现。伯克希尔· 哈撒韦公司的沃伦· 巴菲特(Warren Buffet)与福特基金会

    的负责人麦乔治· 邦迪(McGeorge Bundy)都曾私下与肖恩联系，倘若出

    现意外，他们愿意出资帮助肖恩，延续《纽约客》的传统。但肖恩都婉言

    谢绝，且从未将此事告诉发行人彼得· 弗雷西曼。

    但最终彼得· 弗雷西曼还是抵制不住纽豪斯出版集团一亿四千两百万

    美元的出价。1985 年，以出版小报与空洞的时尚杂志为主业的萨缪尔· 纽

    豪斯(Samuel Newhouse)拥有了他垂涎已久的《纽约客》。这项交易最

    初并未激起肖恩与其他作家的愤怒。因为纽豪斯已经信誓旦旦地承诺将继

    续保持《纽约客》的传统，还公开宣称肖恩是他的精神导师之一。而肖恩

    也一直对纽豪斯不无好感，觉得在 20 世纪60 年代时自己曾在某个俱乐

    部见过这个孩子。他的信心也体现在当期的《纽约客》中，他破例在杂志

    上写道：“《纽约客》商业经营的所有权或可以易手，但是《纽约客》的

    基本构想——《纽约客》的传统、《纽约客》的精神——从来不曾为任何

    个人所拥有过，也是不能被买卖的，它存在于许多作家、艺术家、编辑和

    编辑助理的心底深处，他们为了文学、新闻、美学、道德原则的共同理想

    而结合在一起工作。”

    但肖恩显然过于乐观了。已经七十六岁的他，是世界上最年长的主编，尽管头脑依旧敏锐，但一些人或多或少已经觉得他有些不合时宜。他们批

    评肖恩将《纽约客》变成了一个老友俱乐部，因为他舍不得解雇与他相伴

    多年的作家与艺术家，而且为了照顾他们，还不得不发表一些已经不再受

    欢迎的作品。杂志的销量与广告额继续下降。

    在1987 年1 月的一封公开信中，纽豪斯强迫肖恩在当年 3 月1 日退

    休，并选择罗伯特· 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而非肖恩推荐的查尔斯· 麦

    格拉斯(Charles McGrath)作为继承人。这个令人震惊的声明，使肖恩感

    觉到一种背叛。不过，比肖恩更愤怒的是《纽约客》的一百五十多名艺术

    家与作家。一种类似于亚特兰蒂斯沉没的绝望感扑面而来。整整三十五年

    来，肖恩指导着《纽约客》有条不紊地运转，几乎要克服年龄的障碍，将

    这种指导永久性持续下去，因为人们暗暗意识到，肖恩的职位，会有合格

    的继承人出现吗？

    那次发生在《纽约客》总部的抗议成了全美新闻报道的中心。同情

    《纽约客》作家群的媒体哀叹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反驳者则相信，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人事变更，那些抗议的作家是一群被宠坏的孩子，实在

    不够成熟。《华盛顿邮报》的著名专栏作者理查德· 科恩(Richard Cohen)

    刻薄地写道：“《纽约客》的作家，其中一些你可能认为早已死掉了，其

    他一些作家则像逝去的人一样写作，他们抗议肖恩被突然替换了——经过

    仅仅三十五年之后。”

    纽豪斯的举动使肖恩最后两年的任期看起来像一个过渡，他在 1985

    年表达的对肖恩的推崇似乎完全是为了稳定人心。但是据莉莉安· 罗斯回

    忆，肖恩从未责怪过纽豪斯，他对后者依旧充满着某种父亲般的情感。肖

    恩的告别书弥漫着一个七十九岁老人的伤感，并暗暗流露出他所推崇的那

    些品质正在变得不合时代节拍：“在这混乱的时刻里，我五味杂陈，茫然

    不知所措，几乎静不下心来和诸位道别……我们用诚实和爱心完成了我们

    的工作。《纽约客》……曾经是最高雅的杂志，或许可以称它是空前伟大

    的杂志，但是这份工作上的成就比起我与诸君之间的情谊，意义变得微不

    足道。真正最重要的，在于你我曾经共同工作……我们曾经不断地努力，试图发掘事实、传播真理。”

    在与肖恩长达半生的相处中，莉莉安· 罗斯发现这个男人总是被一种

    死亡感压迫着，很少有放松感，必须时刻通过工作来对抗死亡对他的召唤。

    他有妻子与两个孩子，他的家人与朋友知道他与莉莉安的情人关系，因为

    他与她都不喜欢虚伪的隐瞒。他热衷于音乐，他的家是《纽约客》作家们

    喜欢去的地方，他为客人们弹钢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音乐天赋使他

    成为《纽约客》作家聚会时的明星。他几乎从不外出度假，书桌是他自认

    为最好的休息场所。

    现在他退休了，他的确有点兴奋地重操旧业，他开始写作剧本。三十

    五年以来，肖恩先生与《纽约客》紧紧相连，被它诱惑与吞噬了全部精力

    与时间，但也使他本人成了新闻史上最温柔、最伟大的独裁者，一些作家

    声称竟然在他身上发现了丘吉尔式的特质。

    但一直到1992 年12 月8 日死亡之日降临前夕，肖恩还打算与新总

    编蒂娜· 布朗一起探讨《纽约客》的未来。在戈特利布继任后，杂志的销

    量与广告依然不见起色。肖恩甚至一直期待纽豪斯能够再次询问他的意见，随时准备再次投入全部精力帮助这本杂志。当以拯救《名利场》(Vanity

    Fair )而闻名的蒂娜· 布朗继任戈特利布之职时，纽豪斯已准备要完全抛弃

    肖恩那一套了。但肖恩对他的继任者并没有发表过任何负面评价，反而总

    是期待能够提供自己的帮助，只是从未有人问过他。

    1992 年10 月 5 日，在蒂娜· 布朗主编的新一期《纽约客》的封面上

    出现了朋克形象。这已是一个令八十五岁的肖恩不安的世界了，人们寻求

    的是明星、刺激而非隽永的文字天堂，今日的主编追求的是将自己包装成

    明星，而非兢兢业业地为作家服务。那些羞涩、敏感、莫名其妙的同辈已

    经离去，怀特、詹姆斯· 瑟伯都已不再，而塞林格也躲进了森林中不愿出

    来。只有跟他们在一起，肖恩先生才能感到从容。

    2002 年的《纽约客》依旧是一本美妙的杂志，依旧令人尊敬，它甚

    至在2001 年的国家杂志奖中获得了五项大奖。但是谁都清楚，它不可能

    再像肖恩时代那样无可匹敌。正如肖恩自己都承认的，他任期内的《纽约

    客》，没有前人，也不可能被延续。

    旧日的“生活”结束了？

    对于亨利· 鲁斯三世来说，2000 年不是个好开端。先是在 1 月 24 日，他目睹了父亲亨利· 鲁斯创办的时代集团被一家只有十五年历史的网络公

    司兼并。接着在 3 月 17 日，鲁斯创办的那本具有标志意义的杂志《生活》

    (Life )宣布停刊。尽管《生活》主编亨利· 穆勒宣称停刊的理由是“《生

    活》缺乏明确的市场定位，经营太失败，公司希望集中财力，投资在定位

    更明确的新杂志上”，但是悲观与怀旧的人士还是本能地将这两个事件联

    系起来，哀叹“旧媒体之死”。

    美联社对后一条新闻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杂志工业失去了一个最古

    老而著名的名字。”对熟悉杂志历史的人来讲，这句话绝不夸张。在1936

    年11 月，这本用著名的红色字符“Life”标明的杂志出现在美国街头前，没

    有人会想到一本杂志竟然可以主要由摄影图片组成。创办人亨利· 鲁斯把

    电影的视觉效果带入杂志，实现了新闻史上空前的变革与成功。而伴随着

    亨利· 鲁斯所预言的“美国世纪”的到来，《生活》杂志几乎像好莱坞电影一

    样成为美国人观察世界方式的一种标志。几十年间，它充分体现了鲁斯对

    该杂志的观点：“观察生活，观察世界，见证伟大的变化，目睹可怜与骄

    横的仪容相貌，注视奇异的存在——机器、军队、大众、丛林的树影和月

    亮的明暗。看看男人的工作——他的成就和发现，看看千里以外的事、藏

    在墙后和房间里的事、即将来临的危险、男人们所爱的女人和无数的孩子。

    去观察，然后在观察中获得愉悦；去观察，然后去惊讶；去观察，然后学

    习观察……”

    有了上述的背景，你就可以了解这本杂志的停刊为何引起如此的轰动。

    像全球一百六十万订户一样，我同样热爱《生活》用精美图片描述世界的

    方式，也为它的停刊惋惜。但是这个事件绝不能被简单地理解成是“旧媒

    体之死”。这个世界也绝不是史蒂夫· 凯斯所叫嚣的“欢迎来到Internet 世

    纪”。当我们顺着技术的发展线索来梳理《生活》的发展史时，其中的真

    相便开始不断显露出来。

    《生活》的成功依赖于电影观念。它抛弃了杂志用文字讲述世界的方

    式，而选择了用形象来描述世界，因此《生活》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

    准意义上的“电子杂志”。彼得· 德鲁克这样评价这一点：“200 年后，有可

    能出现另一种描述历史的方式，‘从鲁斯的《生活》到……’因为鲁斯的《生

    活》杂志不仅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也是新品种的第一个。”

    德鲁克在做出如此评价的同时，也表明了这样一层意思：伴随着电子

    媒体的成熟，《生活》必将被取代。因为诸如《时代》这样以文字为主的

    杂志，隐藏了更多可供思考的空间。而《生活》则缺乏这样的思考空间，更多的是提供直接的视觉刺激，这一点正是后来的电视与网络的特性。所

    以，《生活》是文字杂志与电视和网络之间的过渡产品。它从一开始已经

    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尴尬境地。所以，尽管它在前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

    一旦电视普及时，《生活》便开始面临危机，因为更直接与连续的画面冲

    击了摄影图片的魅力。

    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生活》在1972 年停刊已经说明了它在电

    视时代的不合时宜。你当然口可以反驳道，像《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 )这样的图片杂志不是依然生气勃勃地生存下来了吗？但事实

    是，《国家地理》是一本针对性极强的杂志，而《生活》则是一本更类似

    于新闻图片摄影的杂志。对于新闻画面的处理，人们当然更有理由选择

    ABC 或者日后的CNN。

    穆勒把1978 年《生活》的复刊理解成“更多出于怀旧而非经营目的”

    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在此之后二十年间，尽管《生活》并未亏损，但始终

    缺乏清晰的定位。而且在这期间，电视与网络等电子媒体得到了空前发展，《生活》面对这样的挑战，显然已经缺乏生气。

    穆勒所说的“出于怀旧”的复刊目的，无意中暴露了《生活》再次停刊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78 年，作为传统媒体的时代集团似乎还有怀旧的

    心情，他们像鲁斯一样坚持“一本杂志就是一个生命”，对其经营的产品深

    具感情。而《生活》所采取的用照相机记录历史的方式，也决定了这本杂

    志的性质是怀旧的。正如美国学者苏珊· 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论摄

    影》中写道的：“照片能使人们在想象中拥有缥缈的过去……摄影是挽歌式

    的艺术，是衰老的艺术。”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二十年以来，《生活》

    杂志把生机勃勃目击世界的任务转交给了电视，自己则不自觉地陷入怀旧

    之中。

    但是，怀旧却是这个网络时代所无法容忍的一种品质。互联网强调的

    是速度，是以忽略历史感为前提的，而如果缺乏了历史感，怀旧便不可能

    存在。进入AOL 时代的时代华纳集团，似乎已经无法容忍一本这样的杂

    志，他们需要把金钱投入到能够更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中。

    当然，在自以为是地分析了这么长之后，我可能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像历史上不断涌现出的软弱的伤感主义者一样，我把一桩简单事件夸张成

    了一个历史性事件。可能《生活》的停刊仅仅是一件无须宣扬的商业事件，与我们的生活无关。而互联网也并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可怕的转变，旧媒体也并未消亡，《时代》不是也正要出另一个版本吗？我突然意识到，对整桩事件唯一应该感到痛苦的只应该是亨利· 鲁斯三世，因为那是他父

    亲的杂志。但也不一定，亨利· 鲁斯三世似乎还没有我表现得这么大惊小

    怪。

    拯救衰亡：《洛杉矶时报》

    “瞧，所有人全在坠落。”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秋》

    奥蒂斯时代

    20 世纪60 年代，杰出报纸的标志是它的华盛顿分部与驻外记者的实

    力，政治与外交是那个时代的核心。但在 1958 年前，《洛杉矶时报》

    (The Los Angeles Times )却被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称为“全国倒

    数第二的报纸”。

    创办于1881 年的《洛杉矶时报》与美国这座西部城市一样，虽然成

    长迅速，但却混乱、粗俗不堪。这份家族报纸见证了城市人口的几何数膨

    胀、好莱坞的兴起，并从这一切变化中赚取了巨额利润，可正如洛杉矶所

    代表的西部城市在纽约、华盛顿所代表的传统东部势力面前掩饰不住的暴

    发户感一样，它显然无法赢得《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华尔街日

    报》那样的身份感，其编辑质量与倾向性过强的政治立场简直令人作呕。

    作为这份家族报纸第五代女主人的桃乐西· 钱德勒(Dorothy Buffum

    Chandler)雄心勃勃、气质高雅，为了洗刷报纸略显耻辱的形象，她除了

    参与东部人的聚会外，还以不知疲倦的热情募捐修建洛杉矶音乐厅，与西

    部的电影界、音乐界新贵们交往。当她在 20 世纪60 年代出现于报界出

    版人聚会时，《纽约时报》发行人苏兹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华盛顿邮报》的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对她的态度都极为尊重，并小心谨慎地掩饰对其丈夫——《洛杉矶时报》发行人诺曼· 钱德勒

    (Norman Chandler)的鄙夷。

    虽然桃乐西未能改变丈夫的作风，但却在儿子身上收获到希望。当然，当1960 年诺曼· 钱德勒宣布将权力逐渐移交给其子奥蒂斯· 钱德勒(Otis

    Chandler)时，时报的员工与股东们很不看好这位年仅三十二岁的新统治

    者。他太英俊，像一个花花公子，身材瘦长、下巴突出、肩膀宽阔，一副

    运动员的好身材。他投铁饼的水准仅比世界纪录少了八英寸。若不是一次

    意外的事故，他很可能入选 1952 年奥运会的美国队。他喜欢汽车与美女，并痴迷于冲浪。人们相信，他对冲浪板的感情远远大于报纸。时报员工们

    听到奥蒂斯说的第一句话是“哇”，表现出他对自己新职位的缺乏准备。

    不过，花花公子同样可以成为杰出的领袖。肯尼迪不是把在哈佛的风

    流表现同样带入了白宫吗？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人相信小托马斯· 沃

    森会成功经营IBM，结果他却让世界大吃一惊；还有纳尔逊· 洛克菲勒

    (Nelson Rockefeller)，不是也成为杰出的副总统了吗？……时报员工们

    很快认识到，在这串名单中要加入奥蒂斯· 钱德勒的名字了。果然，从

    1960 年成为发行人起，奥蒂斯· 钱德勒这个英俊非凡的年轻人利用二十年

    时间玩了一个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游戏。

    当他上任时，《洛杉矶时报》甚至在加州首府萨克拉曼多都没有设记

    者站。但很快奥蒂斯就在纽约、芝加哥、休斯敦、东京、墨西哥城、香港、罗马、莫斯科、伦敦、西贡、新德里设立了《洛杉矶时报》的分支机构。

    他认为，《洛杉矶时报》倘若要与东部的《纽约时报》一争高下，就必须

    抛弃西部粗俗的做派，接受东部新闻界的游戏规则。他说服《纽约先驱论

    坛报》华盛顿分部负责人罗伯特· 多诺万(Robert J. Donovan)跳槽，在整

    个华府，多诺万是仅次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 莱斯顿(James Reston)

    的第二号明星，知道如何优雅地报道政治新闻，并以翩翩风度赢得了信任。

    拥有多诺万是《洛杉矶时报》变革的第一步，一下子就获得了同行们

    的尊敬。像本· 布莱德利(Ben Bradlee)改组《华盛顿邮报》一样，奥蒂

    斯· 钱德勒马不停蹄地招徕明星记者，慷慨地给他们最好的待遇、最宽松

    的环境、最自由的表达空间。在这样以智力取胜的行业中，明星记者们迅

    速让这份曾经丑陋不堪的报纸跻身于最杰出的报纸之列。奥蒂斯不但支持

    编辑们的超然立场，还设立书评专刊、星期六杂志，将报纸的报道范围扩

    展至科学、教育、工会等诸多领域，使得这份报纸不再仅仅意味着犯罪、庸俗的市民生活与政治上的强烈右倾。这位一点儿也不像知识分子的发行

    人似乎无比相信一点，那就是杰出的编辑品质才是报纸成功的最关键要素。

    他对编辑部的阔绰举动正基于此。《洛杉矶时报》在美国国内与国际新闻

    上的表现，开始让它跻身于美国主要几家全国性报纸的行列。在支持从越

    南撤军、声援劳工运动与黑人权益方面，这家西部报纸甚至比传统舆论媒

    体更富正义感。

    尤其是在对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态度方面，奥蒂斯显著表现出

    与先辈的不同之处。出自加州的共和党人尼克松是诺曼· 钱德勒的朋友，诺曼在他的报纸上几乎毫不掩饰对共和党的支持。在 1954 年国会中期选

    举时，《洛杉矶时报》甚至为尼克松提供舞台全力攻击民主党。这种无赖

    作风为时报赢得了卓著的恶名。但当奥蒂斯上台后，时报开始逐渐公正地

    引用两党的言论。到 1970 年，时报已经刊出这样的标题——《从越南撤

    军》，以此来表示对尼克松政策的不满。

    大卫· 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在《掌权者》(The Powers

    That Be )一书中说：“只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洛杉矶时报》就从全国最

    差的报纸之一，一跃成为最优秀的报纸之一了。”并进一步认为，在东部，只有洛克菲勒家族与苏兹伯格家族加在一起才可能与之媲美。事实也正是

    如此，20 世纪 60 年代末，该报的发行量已经突破百万。除了名声斐然外，奥蒂斯也为家族生意赚到了更多的钱。1968 年至1980 年，该报所属的

    时代镜报集团(Times Mirror Broadcasting Company)的收益额增加了四

    倍。而该集团除了时报外，还拥有电台、杂志、图书出版等业务，在

    1977 年财富五百强排名中名列二百三十二位。现在在出版界，只有时代

    出版集团比它更庞大，桃乐西· 钱德勒可以毫无愧色地与格雷厄姆与苏兹

    伯格站在一起了。

    遵循着传统报业的习惯——拥有伟大的新闻产品，财富的获得是必然

    的——奥蒂斯将《洛杉矶时报》成功地从暴发户过渡到以杰出人才、最新

    电脑设备与公正的编辑理念为核心的文明的新型报业巨子。到了1980 年

    退休时，《洛杉矶时报》已经被普遍视作全国最佳的三至四份报纸之一，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比肩而立。

    不过，奥蒂斯终未能压抑住对冲浪还有年轻姑娘的热情。1980 年，这位五十三岁的报业巨子退出日常管理，变成了名誉总编辑与董事局主席。

    而他建立的管理层顺利地将时报带过80 年代，并创造了一百二十万份的

    日发行量纪录。

    威尔斯时代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洛杉矶时报》进入了发展停滞状态。

    1995 年，华尔街宠儿马克· 威尔斯(Mark H. Willes)成为时代镜报的首席

    执行官，他雄心勃勃地试图改变现状，结果却将《洛杉矶时报》引入了尴

    尬的境界。

    卖早餐出身的威尔斯因为缩减开支而赢得“解雇杀手”的绰号。他是华

    尔街的挚爱，却是编辑的死敌。这位传统公司的负责人显然不了解一张伟

    大的报纸意味着什么。成为时代镜报集团掌权人后，他大幅缩减编辑经费，大量裁减编辑记者，关闭包括《纽约日报》(Newsday )这样的分公司，甚至鲁莽地打破了报业中的长期传统——编辑权与经营权的分开。威尔斯

    将报社看作一家简单的产品生产公司，编辑部不过是像市场部门、广告部

    门一样的平行部门。他在报社内设立总经理，全权负责所有事务，然后将

    不同版组演变成不同的生产部，每个部门由一位经营人员负责，称作“产

    品经理”，每版编辑与“产品经理”一起商讨确立版面内容。

    为了吸引广告客户，《洛杉矶时报》推出“垂直客户产品”，比如销售

    人员发现《洛杉矶时报》在富有的金融业广告中缺乏份额时，产品经理就

    与编辑坐下来一起讨论设立“投资版”，广告商驱动力正在慢慢取代“读者的

    需要”。同时，迷恋于数据增长的马克· 威尔斯不仅想看到广告额的增长，还希望将发行量提高。为此，报纸的价格降低到了二十五美分，新闻的标

    题与图片加大。为了吸引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图表的比例更是被大幅增

    加。这位没有任何新闻背景的最高长官说，他喜欢富有情感而非理性分析

    的故事，因为这样容易吸引女性读者。

    马克· 威尔斯的理念很简单，那就是必须打破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各

    自为政的状态，他们都应该为报社的整体利益考虑。尽管一些编辑说，威

    尔斯的举动至少打破了报社内的沉沉死气，但是相当多的编辑人员则对此

    充满怀疑。一位叫詹姆斯· 瑞尼的地区版作家甚至开始怀念 20 世纪80 年

    代初的岁月。当时，作为年轻记者的他亲眼看到编辑吉姆· 李维如何坚守

    横在编辑部与经营部之间的那道墙：虽然该版的编辑与广告部员工在同一

    个大工作间办公，但这个满头白发的强势编辑只要看到广告部人员靠近编

    辑部这边，就会大声喊道：“你这个广告蠢蛋，你到这边儿干吗？”

    尽管马克· 威尔斯在任期间，《洛杉矶时报》所属公司时代镜报集团

    的股价上涨了三倍，但分析家指出，这种短期盈利是在出卖未来为代价，是建立在葬送奥蒂斯· 钱德勒建立的良好声誉基础上的。终于，在 1999 年，以商业需求主导新闻操作的《洛杉矶时报》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它的广告

    部门与当时洛杉矶新建体育馆斯台普斯中心(Staples Center)签下了利润

    分成协议，而编辑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大幅度地报道了该体育场馆，刊登

    出一篇软广告性的报道。这则被其他媒体披露的新闻迅速成为美国新闻史

    上最著名的丑闻之一，整个舆论界表现出极大的惊恐——美国最著名的新

    闻机构之一居然公然出卖它的新闻理念。

    对此，三百名《洛杉矶时报》员工联名发出抗议信，对编辑人员被暗

    藏的商业利益无耻利用表示深深的震惊，并相信报社的信誉已被颠覆性破

    坏，因为这等于向公众暗示，新闻是可以被收买的。奥蒂斯为此致信全体

    编辑，对于商业利益如此公然地侵犯编辑独立原则表示强烈愤怒，声称这

    个举措“不可置信的愚蠢”，无耻地“滥用与利用”了编辑人员。《洛杉矶时

    报》也在头版上刊登道歉信：“当编辑独立原则与商业利益冲突时，毫无

    疑问，我们将首先考虑编辑原则……”包括马克· 威尔斯在内的所有高层人员

    不得不出面表示歉意，并承认，报纸需要重新确立编辑部与经营部门之间

    的界限。

    这份曾经如此伟大的报纸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与不安，它的大量杰出记

    者转投《纽约时报》，而剩下的编辑记者们更是惶惶不安，他们依旧不熟

    悉新的游戏规则。每个部门由不懂新闻的产品经理负责，当一位记者外出

    几天采访时，他就会担心回来时自己的职位是否已经丢失，因为竞争者很

    可能说服产品经理采取这种非理智性措施。批评家则几乎一致性地将指责

    泼到了马克· 威尔斯身上。这位华尔街宠儿在任期五年内尽管一直试图获

    得更多利润，但公司股票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牛市期间却几乎没有任何

    实质增长，发行量也加大了亏损，新增加的读者群缺乏实质的商业价值。

    更重要的是，在以信誉取胜的报业，《洛杉矶时报》的新闻理念备受怀疑，士气跌到了谷底。

    最终，这种混乱局面致使时代镜报集团成了收购对象，论坛报业集团

    (Tribune Publishing Company)出资九十亿美元于2000 年 3 月兼并了

    该公司，并付给威尔斯介于八千五百万至一亿美元的解雇费。收购完成之

    后，五十八岁的报人约翰· 卡罗尔(John Carroll)当上了《洛杉矶时报》

    的新掌门人。

    卡罗尔时代

    曾任《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 )总编辑的卡罗尔，经

    历过多年的报人生涯，十分“喜欢重新塑造报纸，而不是照看它”，还曾在

    1998 年被“全国新闻基金”授予“年度编辑”的最高荣誉，被普遍称为“记者

    中的记者，编辑中的编辑”。可到了2000 年3 月，他已对自己在《巴尔

    的摩太阳报》的职位厌倦至极，因为他虽然曾使这家曾经停滞不前、缺乏

    生气的日报重获青春，但却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待了九年。

    所以当与卡罗尔相识多年、并提名他接手尼曼新闻基金会的杰克· 富

    勒(Jack Fuller)找上门来，询问他是否愿意成为《洛杉矶时报》的总编

    辑时，正犹豫是否去哈佛大学担任尼曼新闻基金会负责人的卡罗尔一口就

    答应了下来。

    “我已经闷得发霉了，”卡罗尔了解新工作有多么刺激，“在(《巴尔的

    摩太阳报》)最初的日子里，你可以进行巨大的改变，接下来，你可以进

    行不错的变革，但再接下来，你的花招用完了。但是世界上永远有等待改

    变的事情。而且当你看到你改变的事物发展越来越大时，你几乎找不到比

    这更令人兴奋的工作了。”从发行量为十三万五千份的《莱克星顿先驱领

    导报》(The Lexington Herald-Leader )到销量为三十一万五千份的《巴

    尔的摩太阳报》，如今的挑战是发行量一百万份的《洛杉矶时报》。

    卡罗尔知道奥蒂斯· 钱德勒创造过的不朽传奇，也清楚如果他将《洛

    杉矶时报》带出目前的僵局会使自己获得怎样的成就感。他希望自己能够

    重温奥蒂斯时代的辉煌，在新搭档发行人约翰· 普尔纳(John Puerner)的

    配合下，他开始雄心勃勃的重建工作。他们一方面裁减冗员、关闭效用低

    下的机构，一方面在全球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雇用更杰出的报道人员，扩

    大对国际务事务的报道，在韩国设立新分社，不惜为好新闻花更多的钱—

    —仅仅在佛罗里达州令人尴尬的选举上，报社便花费掉上百万美元。

    这位从未掌管过如此大发行量报刊的总编辑说：“我的策略就是在寻

    找更杰出关键人物的问题上毫不妥协。只要他们在，一切都会好起来。如

    果我需要哪些人，我将尽我所能。一份报纸不过是许多工艺的结合，我们

    将每一环节上做到最好：写作、报道、摄影、图表、设计、文字、标

    题……尽管它们不一定就能确保成功，但每一样都不可或缺。”

    从前只有《洛杉矶时报》的人员投奔到《纽约时报》，而现在，卡罗

    尔开始招徕《纽约时报》最优秀的编辑。迪安· 班奎特(Dean Baquet)是

    《纽约时报》全国版编辑，1988 年普利策调查新闻奖获得者，一位被同

    事形容为具有“绝妙创意，不知疲倦”的杰出编辑，且已进入《纽约时报》

    的最高决策层，是非洲裔美国人在新闻界的最闪耀明星。但是，卡罗尔不

    停地给他打电话，飞到曼哈顿同他共进晚餐，向他描述重塑一份伟大的报

    纸是多么激动人心……而当时的《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约瑟夫· 李维勒

    (Joseph Lelyveld)在得到风声后，邀请班奎特到他的农场度假，向他说

    明其他报纸都如此脆弱，只有为《纽约时报》工作才是最值得的，况且这

    里有这么多人喜欢他。接着，总编辑比尔· 凯勒(Bill Keller)也开始游说

    班奎特，甚至开玩笑说，喝西部的水会造成阳痿。

    但是，班奎特无法抵制住卡罗尔的诱惑，他们要一起迎接一项非凡的

    挑战，并获得无可比拟的胜利喜悦。班奎特的离开使得李维勒大为恼火，却使《洛杉矶时报》一片欢呼，因为这不仅削弱了对手，更重要的是极大

    地鼓舞了自己人的士气。《洛杉矶时报》的员工相信，伟大的改变正在到

    来。他们不断从《迈阿密先驱报》(The Miami Herald )、《费城问询报》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挖掘优秀的人物。

    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团队给人以无限希望，正如发行人普尔纳所说，现

    在“他们要将《洛杉矶时报》改造成全美最佳大都会日报，要在新闻上同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一争高下”。同时，他们还将使报纸的目标

    读者定位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上，因为这些读者最有价值。但是，令卡

    罗尔稍稍不安的是，《洛杉矶时报》的影响力依旧抵不上《纽约时报》，当加州州长格雷· 戴维斯(Gray Davis)写文章向小布什(George W. Bush)

    汇报加州的能源危机时，选择刊登的媒体是《纽约时报》，而非自己家乡

    的《洛杉矶时报》。

    这是《洛杉矶时报》一百二十年历史中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在很多人

    看到希望的同时，一些批评者也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著名新闻人比尔· 托

    马斯在与约翰· 卡罗尔共进午餐时说，《洛杉矶时报》已不可能成为最伟

    大的报纸，因为对于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来说，如果投入不能带来相应的

    利润，公司就不会继续投入。事实上，将新闻水准由高提到更高，所需要

    的编辑成本将大大增加，而这却不一定带来相匹配的利润，尤其在短期内。

    尽管卡罗尔不同意批评者的观点，并为自己目前的工作骄傲不已，但

    是这个问题的确已经触及更深层的公司管理结构问题。所有伟大的报纸，往往都是由家族掌管的，因而较少受到经营压力。就像斯坦福大学新闻学

    教授威廉· 伍(William F. Woo)所说，新闻业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生意。只

    不过在最初，这项生意不受华尔街的干扰，由报业家族的传统所支配。但

    是当报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时，它的压力就猛然加大，报纸就要面临咄咄

    逼人的盈利压力，短视的管理者常常会做出马克· 威尔斯式的决定。

    但不管华尔街分析家怎样说，经营报业的确与经营其他产品不同。正

    如奥蒂斯· 钱德勒当时对马克· 威尔斯的抗议：“我不能想象报业公司由两位

    毫无新闻经验的人在经营……新闻业的确与其他生意不同，在斯台普斯中

    心上的作为极大损害了《洛杉矶时报》在读者、广告商与股票持有者间的

    信任度……”媒体经营似乎往往遵守“看不见的手”式的游戏规则，当编辑部

    与经营部彼此不相干时，公司往往处于最佳时期，而当它们彼此帮助时，灾难可能就会出现。从奥蒂斯时代到威尔斯时代，就表现出了这种微妙关

    系。

    2001 年，是《洛杉矶时报》创建一百二十周年。但显然，人们已经

    开始像回忆李· 艾柯卡(Lee Iacocca)时代的克莱斯勒(Chrysler)、肯尼

    迪时代的美国政府一样回忆奥蒂斯时代的《洛杉矶时报》了……回想公司

    股东私下将时代镜报集团卖给先驱报业集团时，奥蒂斯曾提出愿意参与新

    公司的管理，但是大家都将他视作没长大的孩子。尽管他已经七十三岁了，不能冲浪了，但却依然沉迷样式怪异的汽车。作家丹尼斯· 麦克道格

    (Dennis McDougal)在著作《特权之子：奥蒂斯· 钱德勒与〈洛杉矶时报〉

    的兴衰》(Privileged Son: Otis Chandler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 A.

    Times Dynasty )中，将之描述为一位永远沉湎于青春期的少年，终生处

    理不好与朋友、亲人的关系……但是，比起他惊人的才华与热情，这一切

    算得了什么？不管马克· 威尔斯还是胆小怕事的编辑、那些见利忘义的股

    东给《洛杉矶时报》带来了怎样的伤害，没人会忘记在奥蒂斯· 钱德勒时

    期该报光芒万丈的表现。

    当然，约翰· 卡罗尔不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洛杉矶时报》在他手

    中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春天，他卷起袖子，不知疲倦地监督着每一个新闻产

    品的出现，并致力于使它们面貌一新。拯救衰亡事物的过程永远都充满魅

    力，尤其当你知道自己的每一点努力都将透过一百万份报纸向世界宣称时。

    奥蒂斯· 钱德勒曾为此兴奋，如今是约翰· 卡罗尔和他骄傲的伙伴们为此在

    不懈努力。

    编辑的激情：《时尚先生》

    《时尚先生》杂志正处在这骚动的年代里，而有哈罗德·海斯

    (Harold Hayes)做我的伙伴，使我真是喜欢 60年代的每一刻。每个月

    都会有一些新表现，造成新旋风。

    ——乔治·路易斯(George Lois)，《蔚蓝诡计》(What s the Big Idea? )

    “广告是打破成规的艺术，而非建立定律的科学。”在麦迪逊大道上横

    行的乔治· 路易斯代表了 20 世纪60 年代的创意者对严谨的大卫· 奥格威

    (David Ogilvy)式广告的背叛。人们对于 20 世纪50 年代循规蹈矩的中

    产阶级审美观念已经腻透了，每一个领域都试图在利用“革命”这样的情绪

    消解沉闷。

    克雷· 菲尔克与哈罗德· 海斯是杂志领域的乔治· 路易斯。他们似乎不太

    理会威廉· 肖恩控制下的《纽约客》的高调作风，他们渴望摆脱超然物外

    的编辑形象，成为烦躁的 1960 年代各种风潮的参与者与引导者。

    菲尔克是当时《纽约先驱论坛报》周日版的编辑，在该报破产后，单

    枪匹马找来几百万美元的投资，买下周日版，改造成赫赫有名的《纽约》

    杂志，随后又购买了另类杂志《村声》(The Village Voice )，成为纽约

    地区最重要的文化言论阵地。

    而海斯则于1961 年以二十四岁的年龄进入《时尚先生》杂志后，将

    1960 年代的一切活动一股脑地塞进了这本男性刊物。除了传统中的靓女、美酒、优秀小说外，《时尚先生》更成为“新新闻”、新型封面设计、嬉皮

    式报道风格的开创者。假若我们用“使命感”来形容鲁斯的《时代》，用“严

    肃”来形容威廉· 肖恩的《纽约客》，用“厚颜无耻”之于休· 海夫纳(Hugh

    Hefner)的《花花公子》(Playboy )，那么对哈罗德· 海斯指导下的《时

    尚先生》，匹配的词语一定是“好玩”。

    在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新闻学的卡罗· 泼斯格鲁(Carol Polsgrove)在访

    问了五十几个当事人，阅读了大量原始资料之后，写了一本名字冗长却趣

    味横生的著作——《它并不优雅，但是不是很好玩吗：与哈罗德· 海斯的

    〈时尚先生〉共度六十年代》(It Wasn t Pretty, Folks, But Didn t We

    Have Fun? : Surviving the ‘ 60s with Esquire s Harold Hayes )。乔治· 路易

    斯将海斯形容成马克· 吐温式的人物——喜欢穿白西装，常常摇晃着一根

    长长的雪茄，拥有一双桥牌高手似的眼睛。这位天才编辑，在高中时就创

    办了一份获奖的学生杂志。

    在海斯进入这本杂志前，在创办编辑金里奇( Arnold Gingrich)的文

    学志趣的引导下，以男性时尚为宗旨的《时尚先生》杂志曾发表过菲茨杰

    拉德、海明威等名家小说，在文学领域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但 1960 年代

    丰富而无序的社会风向，却最终让这本老式杂志显得迟钝不堪。

    哈罗德· 海斯注定是喧闹氛围中的楷模编辑，他生气勃勃、无所不包

    甚至略显低级的品位，给《时尚先生》杂志带来了与 1960 年代气氛配合

    得天衣无缝的风格。像所有伟大的编辑一样，海斯在人才选择上具有惊人

    的天赋，并赋予选择对象绝对的自主权。

    在广告界以胆大妄为著称的乔治· 路易斯成为杂志的封面指导。黑人

    拳击手、印第安土著居民、尼克松的那张脸，还有安迪· 沃霍尔(Andy

    Warhol)的坎贝尔汤罐这些1960 年代最经典的标志，皆被大胆而夸张地

    用于《时尚先生》的封面之上。面对“种族主义者”这样的指责，海斯毫不

    妥协地同路易斯并肩作战。路易斯曾选用惊世骇俗的黑脸圣诞老人作为封

    面，虽然激怒了广告客户，使《时尚先生》直接损失了七十五万美元的广

    告费，但海斯多年后仍然坚持说，倘若没有路易斯，《时尚先生》就不是

    《时尚先生》。1991 年，《印刷》(Print )杂志回顾道，乔治· 路易斯为

    《时尚先生》设计的九十二个封面确实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难忘的杂志封面。

    1963 年，一位名叫汤姆· 伍尔夫的年轻人来到杂志求职。海斯给他的

    第一个任务是以特制汽车为题写一篇长稿子。这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跑到

    加利福尼亚，花了数周时间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到了该交稿的时候，却一

    个字也写不出来，最后只好用一整夜时间，弄出了一份长达四十九页的意

    识流式的备忘录交差。结果，这篇稿件的题目被改成《橘片样的糖果色流

    线型娃娃》(The Kandy-Kolored Tangerine-Flake Streamline Baby )后几

    乎全文照登。这篇文章开创了影响一时的“新新闻写作”时代，汤姆· 伍尔夫

    及后来《滚石》的亨特· 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让依靠这种半小说、半报道式风格写作的作者，跻身到了美国当代杰出作家之列。而《时尚先

    生》则让自己成了新闻业中开风气之先的媒体。在海斯时代，《时尚先生》

    杂志撰稿人的名单上是一串儿性格怪异、写作标新立异的作家：诺曼· 梅

    勒(Norman Mailer)、杜鲁门· 卡波特、詹姆斯· 鲍德温、盖伊· 泰勒斯

    (Gay Talese)……

    为了寻求创新，海斯派遣一位编辑陪同“垮掉派”诗人艾伦· 金斯堡

    (Allen Ginsberg)去印度报道。而他自己则飞到巴黎试图说服法国荒诞

    派戏剧代表作家萨缪尔· 贝克特(Samuel Beckett)为杂志撰稿。1968 年，他成功地让另一位“垮掉派”作家威廉· 伯罗斯(William Burroughs)为《时

    尚先生》报道年度美国大选。在伯罗斯发回的杂乱无章的稿件中，《时尚

    先生》杂志老板金里奇批注道，他只能看得懂第六、七、九、十三、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七、二十九和三十一段。不过，他没

    有任何反对意见，只要其他编辑能看懂剩余的段落。在海斯时代，《时尚

    先生》杂志编辑的野心被无限扩张出来，没抱多少希望的他们甚至要远在

    法国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为杂志撰写有关“荣誉”的命题文章，结

    果这位法国英雄还真就同意了。

    金里奇代表的董事会利益似乎对于哈罗德· 海斯肆无忌惮的编辑风格

    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容忍。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花样百出的编辑将《时尚

    先生》变成了1960 年代的风向标。尽管汤姆· 伍尔夫与威廉· 伯罗斯的文

    章不堪卒读，乔治· 路易斯的封面过于夸张，但是它们实在受年轻人的欢

    迎。1967 年，《时尚先生》杂志发行量突破一百万份，赢利三百四十万

    美元。

    1960 年代，万事都在探求变革。就像诺曼· 梅勒们妄想推翻海明威那

    套一样，《时尚先生》杂志试图传达出由摇滚乐、学生运动、性混乱构建

    的60 年代美国情境。海斯时代的《时尚先生》仍旧是一本男性杂志，其

    杰出之处在于它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男性的定义。男性不仅仅关心《时代》

    报道的全球政治事件、《华乐街日报》的商业新闻，以及《花花公子》中

    的纵情声色、《GQ 杂志》强调的男性服装与香水，当然也不仅仅是在摇

    滚乐中的狂躁……在海斯看来，一个标准男人要对这些事物全都充满兴趣，他编辑的《时尚先生》杂志正是这纷乱男性世界的综合评介。1960 年代

    的男人喜欢让自己显得有挑衅性，于是海斯让《时尚先生》也表现出一副

    傲慢的德性，他最试图表达的不是单纯的文字或者图片的力量，而是试图

    通过《时尚先生》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性格与主张。这种姿态比单纯的编辑

    能力更富吸引力。

    到了1973 年，喧闹狂欢的1960 年代彻底过去了，而哈罗德· 海斯似

    乎也失去了他充满激情与创意的编辑风格，董事会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

    在拥有发行人与总编辑双重身份的要求被拒绝后，海斯愤然辞职。之后的

    岁月，他做过电视，短暂地编辑过杂志，于 1989 年死于脑瘤，终年六十

    二岁。

    时至今日，在提及伟大编辑这样的名单时，哈罗德· 海斯毫无愧色地

    与威廉· 肖恩、蒂娜· 布朗、格伦沃德、詹恩· 温纳比肩而立。就像巴顿将军

    只适合生存于战争期间一样，哈罗德· 海斯的杰出才华只有在混乱的年代

    才能得以充分表现。这一点，正如《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对1960 年代的《时尚先生》杂志的评价：与哈罗

    德· 海斯一起疯狂的日子。

    一个笑话有力地证明了海斯性格上的偏执。为《时尚先生》撰写超过

    四十篇文章的托马斯· 摩根(Thomas B. Morgan)曾去找海斯，要求将稿

    费从一千三百五十美元提高至一千五百美元。但海斯却说，只有诺曼· 梅

    勒的稿费是一千五百美元，而他是该得诺贝尔奖的人。摩根抗议道，《名

    利场》等杂志都付出了更多的报酬。海斯则一板一眼地回答：“当我死后

    下葬，在即将被盖上棺材盖的瞬间，我最后一句话仍是，摩根值一千三百

    五十美元，梅勒值一千五百美元。”

    这种强烈的姿态感似乎正印证了哈罗德· 海斯的名言。他声称，杰出

    的编辑并非只是选择优秀的稿件，而是要能传达一种主张。是的，海斯的

    主张从来都鲜明而坚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标榜主张与激情的 60 年代能

    大获全胜，而在接下来相对平庸的七八十年代却步履维艰的原因。

    一个时代的终结：凯瑟琳·格雷厄姆与《华盛顿邮报》

    偶然造就的凯瑟琳

    世界是由偶然性驱动的。凯瑟琳· 格雷厄姆或多或少会承认这一命题。

    2001 年7 月17 日，八十四岁的她偶然从台阶上跌倒，这个微小的事故

    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世界上最有权势、最富传奇性的女人逝世了。三十

    八年前，菲尔· 格雷厄姆(Phil Graham)的突然自杀，将凯瑟琳· 格雷厄姆

    猝不及防地推向了华盛顿邮报公司掌舵人的位置。这次偶然如此深刻地改

    变了她甚至世界的面貌。

    1963 年的凯瑟琳害羞而缺乏自信，不过是丈夫菲尔· 格雷厄姆的附属

    品，甚至这种地位都遭受到侵犯——菲尔爱上了一位年轻姑娘。那是肯尼

    迪的时代，美国还没有那么深入地卷入越南战争。青春、权势、才华在华

    盛顿熠熠发光，此时的《华盛顿邮报》虽然有所起色，但也不过是一份地

    方报纸，甚至不如它的竞争者《华盛顿星报》(The Washington

    Star )……

    时间到了2001 年，格雷厄姆不再羞涩，她从容发表讲演，是“财富五

    百强”中第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领导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媒体公司之一，没有人再轻视《华盛顿邮报》的地位。天哪，这份报纸曾经直接与世界上

    最强大的政府对着干过，并且赢了啊。它将新闻业推向了荣誉的顶峰，令

    它的编辑与记者像好莱坞影星一样炙手可热。与之相对的，却是华府光彩

    的消退。过去四十年中，人们看到的是年轻英俊的领袖被刺杀，看到美国

    总统为了保住权力肆无忌惮地破坏司法公正。经历过越南战争等一系列事

    件后，谁还愿意信任这样的政府？

    在由男人主宰的华盛顿政治圈，凯瑟琳· 格雷厄姆光彩夺目，倍受尊

    敬。美联储前主席保尔· 沃尔克(Paul Volcker)说：“一位如此害羞的女人

    成为华盛顿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实在令人惊异。”对于这位伟大女性的逝

    世，小布什的评价极富代表性：“她是一位真领袖、真淑女，是一代传

    奇。”弥漫于世界媒体的悲伤情绪，当然不仅因为她是世上最富权势的女

    人，更因为这个女人代表了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中，人性中

    最为高贵的品质——勇气与正直，得到了如此淋漓尽致的展现……

    摆脱阴影

    “这仿佛是个童话。”凯瑟琳· 格雷厄姆在听到回忆录《个人历史》

    (Personal History )获得1998 年普利策传记奖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在自

    传中，凯瑟琳将自己的一生视作与自卑战斗的历程。她先是生活在控制欲

    极强的母亲的阴影下。这位总是心怀不满的女人显然缺乏爱心，在刚生下

    凯瑟琳时居然说：“一个可怜的小东西，产钳挤压到她的太阳穴，把她搞

    得更丑了。”在上大学时，她的同学怎样也无法理解，这个全美最富有家

    庭之一的孩子，怎么只有两条裙子与两件毛衣。

    她总觉得自己毫不起眼，也正是因为这样，当菲尔· 格雷厄姆宣布要

    与她结婚时，她根本不敢相信。这个英俊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是罗斯福新

    政时华盛顿精英的典型代表——活力四射、前途无量。除了羞涩外，凯瑟

    琳幸好有个有钱的父亲尤金· 梅尔(Eugene Meyer)。这位曾担任过美联

    储主席的商人在1933 年以八十二万五千美元购买了《华盛顿邮报》，当

    时这份报纸在华盛顿当地的五份报纸中排名第五。

    喜欢开怀大笑的菲尔· 格雷厄姆很快成了《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

    他更加引人注目了，野心勃勃地想要将这家地方报纸变成一份小型《纽约

    时报》。他在1961 年购买了声誉不错的《新闻周刊》后，指望凭此与不

    可一世的《时代》一争高下。在华盛顿的政界与新闻界构成的名利场中，菲尔充分施展着他的魅力，总统肯尼迪、副总统约翰逊都是他的挚友，女

    人尤其喜欢他，甚至包括《时代》创办人亨利· 鲁斯趾高气扬的太太。

    而凯瑟琳· 格雷厄姆依旧羞怯，乖乖躲在丈夫后面。就这样，在华府

    的宴会上，她总是被主人安排在不显眼的位置上，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也对

    她过于忽视。一次带着孩子散步回家，她看到丈夫与母亲正在谈话，母亲

    对她说：“对不起，亲爱的，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知识性的谈话。”

    而此时，精神抑郁症已经困扰了菲尔· 格雷厄姆好几年。事业越成功，他就越是怀疑自己是依靠了岳父的能力才获得拥有的一切。1963 年，菲

    尔的自杀一方面让凯瑟琳陷入了无限悲痛，另一方面也令她从尴尬中解脱

    出来。但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她必须要出面掌管日渐起色的华盛顿邮报公

    司。

    可怜的是，没人看好这个缺乏光彩的四十六岁女人，几乎所有人都预

    言公司必将被出售。就像当时一位评论家所说的：“有许多原因说明《华

    盛顿邮报》为什么要出售——一家经营不太好的报纸，一个岁数大的业主

    没有继承人，只有一个寡妇……”

    凯瑟琳· 格雷厄姆必须与她缺乏自信的内心作战。是的，她不知道如

    何管理报纸，甚至多年后都不习惯在她的记者面前发表讲演，就像她给朋

    友的信中写到的：“我目前的感觉就像美国总统对国会议员说‘我现在是你

    们唯一的总统’一样。”但她依旧坚定地宣言：“《华盛顿邮报》过去是、现

    在是、将来也还会继续是家族经营的企业。”当然，她所设想的不过是让

    其在哈佛读书的儿子唐纳德· 格雷厄姆(Donald Graham)快点长大接班。

    大明星本·布莱德利

    “无论多大年龄，或在怎样的情形下，孤身一人的你不得不重新塑造

    你的生活。”三十五年后，凯瑟琳· 格雷厄姆回忆最初的艰难如是感慨。凯

    瑟琳不仅要重新塑造自己的生活，甚至要重新塑造《华盛顿邮报》，在男

    人控制的出版界与政界赢得一席之地。

    而挑战是，她不懂管理，更不懂编辑，长期以来的家庭主妇生活让她

    变得几近无知。一次，她竟然问自己的母亲，今晚要来做客的贝聿铭是谁？

    所以毫不奇怪，当她最初听说《华盛顿邮报》根本不是一份好报纸时，相

    当吃惊。她的好朋友沃尔特· 李普曼与詹姆斯· 雷斯顿当面指出，这份报纸

    平庸、漂浮不定。他们暗示说，报纸需要一位新的、更有活力的主编扭转

    局面。

    显然，本· 布莱德利当时并不喜欢凯瑟琳· 格雷厄姆。尽管布莱德利与

    她死去的丈夫是好朋友，但他不会注意这只华盛顿城内的丑小鸭。布莱德

    利与早逝的菲尔· 格雷厄姆、肯尼迪总统是同一类人——英俊潇洒、智慧

    超群、气焰嚣张——具有惊人的个人魅力。作为《新闻周刊》华盛顿分部

    的负责人，布莱德利招募了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为其工作，而他自己则

    是华盛顿最受人尊敬的记者之一。

    但是，当本· 布莱德利得知自己有可能成为《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

    时，态度却开始发生转变。就像菲尔· 格雷厄姆一样，布莱德利知道如何

    让凯瑟琳这样缺乏自信的女人感到放松，他的手腕与才智同样显著，他爽

    朗的笑声还让凯瑟琳想起了往日的丈夫。更重要的是，凯瑟琳清楚地意识

    到，这位布莱德利先生的确拥有邮报所匮乏的激情，他不也正梦想着将一

    份地区报纸变成一份全国性的大报吗？

    同样都在四十三岁，肯尼迪成了美国总统，而本· 布莱德利成了《华

    盛顿邮报》的总编辑，而且他们同样趾高气扬、贵族气十足。布莱德利似

    乎是专为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新闻界而生的。

    各种思潮与生活方式蜂拥而来的那个年代，正是青年与传统彻底决裂

    的时代，他们标榜自己为现代人。而布莱德利显然是一位具有“现代人”意

    义的新闻人。他不喜欢强调新闻的责任感，更讨厌纯粹的资讯，他的短暂

    注意力使他无法容忍沉闷。在《新闻周刊》时，他整天督促年轻的记者写

    出好玩的东西，如今，他要把这种风尚带入《华盛顿邮报》——这张被传

    统势力占据的乏味报纸。

    布莱德利喜欢明星记者制，坚信闪闪发光的明星们可以让报纸水准获

    得最快的提升。他从《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各处找来青年才俊，给

    他们自由的空间与令人羡慕的薪水。当然，他还要与经营部门做斗争。一

    份伟大的报纸同样需要足够多的经费，为此他学习了一年的财务预算，最

    终击败了经营部门的墨守成规，使得邮报的预算从 1965 年的二百五十万

    美元迅速增长到1967 年的七百万美元。就这样，那些曾经与他做斗争的

    保守者最终离去了。没人能阻挡布莱德利的激进改革，甚至《华盛顿邮报》

    的政治立场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始终与政府站在一边开始越来越倾

    向于自由派立场。但布莱德利与凯瑟琳都清楚，他们不仅需要改革，更需

    要一次伟大的机会，将《华盛顿邮报》推向一个高峰，就像《纽约时报》

    在二战和越战时所做到的那样。

    令人难以置信的机会

    机会来了，而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1971 年春天，《纽约时报》率

    先公布五角大楼机密文件，尼克松政府试图将之推向法庭。《华盛顿邮报》

    的一位资深编辑也迅速得到这份文件，但是否予以发表却成了关键问题—

    —邮报是否做好了与政府对峙的准备。编辑一方坚持出版，但经营方则担

    心这个莽撞会给公司带来灾难性后果，可能导致邮报公司正在准备的上市

    计划流产。

    《纽约时报》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因此它敢于挑战政府，而《华盛

    顿邮报》的确过于年轻且缺乏威望。在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夜晚，三位资

    深记者在布莱德利的房间里急不可耐地试图从四千页文件中整理出适合报

    纸发表的文章；而在另一间房间里，布莱德利正在与经营负责人争吵不休，他们需要凯瑟琳· 格雷厄姆这个仍旧未摆脱羞涩的女人最后定夺。

    新闻业肩负着比赚取利润更重要的责任，尽管凯瑟琳· 格雷厄姆没有

    像亨利· 鲁斯那样口口声声地强调责任感与使命感，但是隐藏在她羞涩与

    不自信背后的勇气与正直，却在开始发挥作用。这同样也是一场赌注，失

    败意味着葬送报纸的前途，而成功则意味着……她在电话里很简短地说：

    “我们把它登出来。”

    尼克松政府将《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推上了被告席，理由是

    泄露国家机密，但最高法院站却在了出版自由的那边。布莱德利与凯瑟琳

    听到这个结果欣喜若狂，就像他们当时所说的，这次行动将《华盛顿邮报》

    推向了与《纽约时报》相同的位置上，邮报的声音从此会与时报一样被全

    世界听到。

    通过丈夫菲尔· 格雷厄姆与父亲尤金· 梅尔的努力，《华盛顿邮报》已

    经赚了不少钱，凯瑟琳知道如何把这些钱最精彩地花出去。《华盛顿邮报》

    的总编辑布莱德利与《新闻周刊》的主编艾略特(Osborn Elliott )都是罕

    见的编辑奇才，也是邮报最佳的投资。

    好大喜功的布莱德利成功地让自己与《纽约时报》总编辑罗森涛(A.

    M. Rosenthal)比肩而立，还加强了邮报的深度报道能力。他不喜欢越南，但喜欢华盛顿，《纽约时报》在越南战争大出风头，而《华盛顿邮报》则

    在接下来的水门事件中表现卓然。

    在华盛顿地区法院的一桩盗窃案中，年轻而略显笨拙的记者鲍伯· 伍

    得沃德(Bob Woodward)努力要从里面挖掘出不一样的东西。很快，另

    一位放荡不羁而才华横溢的记者卡尔· 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加入了

    调查队伍。这两位单身汉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每周七天，最终发现闯

    入民主党总部绝不是简单的盗窃，这件事牵扯到司法部部长，甚至更深的

    内幕。大卫· 哈伯斯塔姆在《掌权者》一书中用一连串排比说明了偶然性

    在水门事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如果这两人的第一次婚姻都未触礁，如果他们未成为单身汉，他们也许会被许多家庭的平常事务耗去精力，不

    愿花费那么多时间……如果伍得沃德在水门事件的早期渴望晋升，渴望报

    道更重要的事件，报道地区法院之争……如果伯恩斯坦与《滚石》杂志谈

    得顺利，去那里工作……”

    在漫长的两年时间里，这两位缺乏名气的年轻人，凭借其好奇心与编

    辑的鼓励，逐渐将这个小案子扯开了一条大缝。形势越来越明了，本· 布

    莱德利与凯瑟琳开始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除了恐吓电话，美国前司法部

    部长约翰· 米歇尔(John N. Mitchell)说出了那句20 世纪最著名的诅咒语：

    “我要给她的乳头戴上一个钳子。”政府已经开始干涉华盛顿邮报公司购买

    有线电视公司的商业活动，很显然，他们将尽一切措施保守这个惊天的谎

    言。尼克松的再次当选使调查越来越困难。尼克松的特别顾问科尔逊

    (Charles W. Colson)的指责正反映了这种压抑气氛：“这场颠覆整个政治

    程序的控告非常绝妙，这个虚构的作品可以与《飘》《黄色的抱怨》相媲

    美……布莱德利先生在把自己封为领袖……在那奥妙的阶层中，这个微小的

    部分会毒害美国新闻健康的主流，形成他们自己独特的世界。”

    不管怎么说，当尼克松最终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时，《华盛顿邮报》

    成了真正的明星报纸。凯瑟琳这个从不喜欢宣称自己是女权分子的人，赢

    得了“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的称号，成了当世的不朽传奇——一位用勇气

    与政治扳倒美国总统的女人。更重要的是，新闻业因此得以大放异彩，其

    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赢得了无比的尊敬。年轻人都以伍得沃德与伯恩斯坦

    为偶像，而布莱德利成了世界最著名的编辑……以水门事件为蓝本的电影

    由好莱坞明星罗伯特· 雷德福(Robert Redford)与达斯汀· 霍夫曼(Dustin

    Hoffman)出演，更将这个神话推及全世界。

    偶然的结局

    对于水门事件的胜利，凯瑟琳似乎并不怎么喜悦，至少不像布莱德利

    那样得意。她是个保守分子，坚信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理念，坚信国家应

    由精英分子治理，所以她的确不倾向于总统是个阴谋家这种看法。她不喜

    欢将出版五角大楼文件与水门事件意识形态化，在她看来，《华盛顿邮报》

    只是报道了它应予以报道的新闻。

    尽管凯瑟琳逐渐获得了自信，但依旧不喜欢被人谈论。她是个现实主

    义者，就像1975 年在《华盛顿邮报》大罢工中亲自动手印刷报纸时所表

    现出的强硬态度，她再次表明她的保守价值观念：每个人都必须用辛苦地

    工作来赢得财富与他人的尊敬，而非通过别的手段。

    整个20 世纪80 年代，华盛顿邮报公司在商业与新闻声誉上都取得

    了巨大成功，凯瑟琳· 格雷厄姆也成为财富五百强中第一位女性商业领袖。

    在世界各地，似乎只有欧洲的王室或者第一夫人才能获得她那样的尊敬。

    当然，这个传统的女人不喜欢“女强人”这种说法。在自传里，她对此解释

    道，因为“这使我感到自己像一名举重运动员或者重体力劳动者”。

    1991 年，凯瑟琳· 格雷厄姆将公司交给长子唐纳德· 格雷厄姆，也在这

    一年，本· 布莱德利将总编辑职位交给小伦纳德· 唐尼(Leonard Downie,Jr.)。《个人历史》似乎是我们唯一能够见到的完整记录凯瑟琳· 格雷厄姆

    一生的著作。

    这个出生于1917 年的俄国犹太后裔，在十六岁那年看到父亲购买了

    《华盛顿邮报》，在四十六岁时目睹丈夫死亡并仓促地接手，最终成了报

    纸的发行人。这之前，她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报纸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太

    关心《纽约时报》的苏兹伯格家族、《洛杉矶时报》的钱德勒家族是如何

    经营的，不了解普利策是如何奠定近代新闻理念的，不太可能像《时代》

    的亨利· 鲁斯那样创造一种全新的新闻理念……当然，她更不是一位喜欢乱

    哄哄的20 世纪60 年代的激进分子，但是，她却促成了新闻史上最富戏

    剧性的结局。我们想说，这要归功于她的正直与勇敢，但在给布莱德利的

    信中，她却说这不过是偶然，恰巧因为尼克松录制了自己谈话的录音带—

    —“我们只是在某人发疯般录制磁带时把自己如何隐藏也录了下来的绝望

    中生存了下来。唉，我们能指望谁呢？不是你，也不是我。”

    一个偶然让凯瑟琳· 格雷厄姆从爱达荷州的台阶摔下，在此仅仅一小

    时前她还兴致盎然地同默多克(Rupert Murdoch)谈论媒体的未来。现实

    就是现实，凯瑟琳不讨厌神话，那意味着庸俗化。在不断的回忆中，我们

    将这个害羞的女人推向了一代传奇的地位。我们怎会忘记她在水门事件后

    的感慨：“我们为真实性而感谢上帝，这不会在任何书和任何肮脏的电影

    中找到。这样太好了……”

    资本家的利器：《福布斯》

    在我祖父尝试真正去创办一份报道人物的杂志之前，商业报道只是一

    堆枯燥的数字而已，媒体很少会注意数字背后的人物。

    ——蒂姆西·福布斯(Timothy C. Forbes)，福布斯公司首席执行官

    从1964 年接手《福布斯》开始，马尔科姆· 福布斯(Malcolm Forbes)

    就渴望把声誉卓著的《财富》杂志压在身下，这种渴望好比拉里· 埃利森

    对比尔· 盖茨的特殊情感。

    马尔科姆的父亲柏蒂· 福布斯(Bertie CharlesForbes)于1917 年创办

    了《福布斯》杂志。之前他曾是《商业日报》(The Journal of Commerce )

    的财经编辑和记者，因其报道善于加入人性化的描写而声誉鹊起。《福布

    斯》杂志从一开始就带有了鲜明的福布斯家族色彩——强烈的挑衅性。柏

    蒂在第一期杂志就批评了当时著名的古尔德家族企业。这位相信“写作可

    以带来财富”的爱尔兰移民有一个著名的报道公式：小心求证，刺中要害，生动地刻画出报道对象的外表或个性特征，再加上一两个生活小故事，让

    读者看清事实真相。

    马尔科姆似乎生来就精力过剩，渴望成为人群中的焦点。高中时他创

    办批评校方的学生报纸，成年后又渴望进入政界，曾参与 1957 年美国新

    泽西州州长竞选。失败的政治经历让他重回《福布斯》杂志，虽然已有近

    五十年历史，此时的《福布斯》却除了在辱骂企业方面颇有特色外，乏善

    可陈。人们并不习惯将之视作严肃的财经杂志，而只是介于《财富》与

    《商业周刊》之间的侏儒。

    马尔科姆开始加强报道能力、抛弃小报风格，将一种新精神注入《福

    布斯》。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选择了 20 世纪60 年代最流行的“故

    作姿态”。该杂志在1965 年推出广告词——“福布斯：资本家的利器”。此

    时，正是全美学生都起来反抗“万恶的资本主义”之时。一年后，《福布斯》

    在广告文案中继续写道：“如果贵公司的会议室与精神病房还有段距离的

    话，《福布斯》建议你不妨试试‘出轨’的点子。”当嬉皮精神与反文化潮流

    席卷世界时，马尔科姆令《福布斯》杂志与资本主义同样玩世不恭，与摇

    滚乐手和LSD 一样酷。

    到了1967 年，在该杂志五十周年庆典时，马尔科姆遍请名流，《福

    布斯》杂志一副资本主义代言人的模样。到了1972 年，《福布斯》的发

    行量高达六十二万五千份，首次超过《财富》。一年后，志得意满的马尔

    科姆· 福布斯创下了热气球横跨美国的记录。他要让那些对商业新闻没兴

    趣的人也记住《福布斯》的名字。

    到了里根时代的 20 世纪80 年代，野心勃勃的浮华世界成了每个人

    追逐的对象，《福布斯》也成了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代表。美国商业界以

    暴利与哗众取宠来肯定自己的成功，于是马尔科姆不失时机地推出了“福

    布斯富豪”排行榜，这项艰难无比的创意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直对“财富

    五百强”耿耿于怀的马尔科姆· 福布斯终于找到了翻身机会。而这项评比也

    将《福布斯》杂志的“作秀”水准推向极致。

    《广告周刊》在 1983 年将《福布斯》列为十大热门杂志的第八名。

    该评选写道：“关键是，马尔科姆· 福布斯——出版界奇才，这股惊人的冲

    力能维持多久？我们进行热门杂志排行榜这五年以来，《福布斯》的广告

    年收入已经剧增三倍，看来它们这股气势恐怕要持续到雅皮重又变成嬉

    皮。”到了20 世纪80 年代末，马尔科姆和《福布斯》杂志的声誉达到了

    巅峰。在提出了“资本家的利器”之后的三十年间，《福布斯》杂志比《财

    富》杂志更为嚣张与恰当地充当了“浮华资本主义”代言人的身份。商场上

    凡强调个人独创性的主管都煞有介事地将《福布斯》视作必读刊物，强调

    与他人不同是其成功本质。

    而这位喜欢购买游艇和哈雷摩托车、有伊丽莎白· 泰勒(Elizabeth

    Taylor)做女友的亿万富翁，每年在家中举办的盛大聚会成了世界名利场

    的中心。从商业巨子到政治人物再到好莱坞明星，无一不以受邀为荣，它

    成了媒体“流言专栏”的最佳原料。1987 年，美国合众国际社(UPI)在一

    篇评论中说道：“马尔科姆敢于表现出他以‘资本家’身份而自豪，这对一般

    民众的观念多少也有影响。早年的洛克菲勒那种吝啬到极点的百万富翁形

    象，当然惹人讨厌，而像马尔科姆这样赚钱赚得高兴又花得愉快的富豪形

    象，显然会引起美国民众的好感。”之前一年，《洛杉矶时报》则评论道：

    《财富》有权威，《商业周刊》有活力，而《福布斯》有游艇。一位《福

    布斯》的记者更切中要害地说道：“过去十八年来，马尔科姆一直都是阳

    刚男人的象征——报纸杂志上看到的他总是雄赳赳地站在热气球上，要不

    就是一身斗士打扮跨坐在哈雷摩托车上。”

    显然，人们更愿意记住马尔科姆的同性恋倾向与他的出手阔绰。当他

    在1990 年去世后，新闻界才意识到这位出版奇才对杂志业本身的贡献。

    在追求“标新立异”的推销技巧的同时，他也同样关注新闻报道本身。尽管

    广告客户是杂志的金主，但在编辑独立原则上，这位反传统总编辑似乎很

    少偏离传统。正如《福布斯》前任记者弗兰克· 赖利(Frank Riley)所说：

    “马尔科姆偶尔会考虑到其他利益而牺牲报道的新闻价值，可是次数绝不

    会比别家刊物多。”而且，在生活上喜新厌旧的总编辑还求贤若渴，在

    《福布斯》杂志内，只要你有天才，便可获得一切自由。这两点，或许也

    正是促使《福布斯》成功更为关键的原因。没有好的杂志品质，仅仅依靠

    自我标榜，终是难获成功的。

    像父亲马尔科姆年轻时一样热衷政治的《福布斯》继承人——斯蒂

    夫· 福布斯(Steve Forbes)参加过1992 年与1996 年两次总统竞选，虽

    然像父亲一样是个失败的政治家，但他似乎难成为和父亲一样成功的出版

    家，因为斯蒂夫对杂志本身没有兴趣。在他眼中，这仅仅是个赚钱的机器。

    而且，这个缺乏个人魅力的总编辑唯一关心的就是广告页码。为了取悦广

    告商，他似乎随时可以干涉编辑权，撤换批评文章。尽管 1995 年该杂志

    的广告页达到惊人的四千五百多页，但是新闻界对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显

    然不屑一顾。《商业周刊》的总编辑斯蒂夫· 谢泼德(Steve Shepard)自

    信地说：“在我们那里，决不会出现广告干涉编辑的事情。”这种信念，也

    同样出现在《财富》与《华尔街日报》那儿。

    摇滚迷情：詹恩·温纳与《滚石》

    你们说渴望着一场革命

    你们很清楚

    咱们都渴望改变世界

    你们告诉我那就是进化

    你们很清楚

    咱们都渴望改变世界

    ——约翰·列侬(John Lennon)，《革命》(Revolution)

    那是什么感觉？那是什么感觉？全靠你自己，没有家的方向，像一块

    滚石。

    ——鲍勃·迪伦(Bob Dylan)，《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

    CNN 创始人泰德· 特纳(Ted Turner)在六十岁生日之后，依然在想

    自己长大之后该做些什么，具有同样想法的肯定还有斯蒂文· 斯皮尔伯格

    (Steven Spielberg)、比尔· 克林顿。这些聪颖非凡者，将世界视作一个

    大游乐场，自己则是彼得· 潘(在欧美国家，他象征着永无尽止的游乐和

    永恒的童年)。婴儿潮一代的代表人物在充满喧嚣、混乱与激情的时代度

    过青春，60 年代的浪漫情结顽固地浸入他们的血液中。成年之后，他们

    仍固执地按自己的规则行事，最大限度地拒绝成熟社会的压力。肯尼迪总

    统的朝气、披头士的抒情、对于越战的厌恶、避孕药带来的自由主宰了

    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这种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的青春式激昂感染了几

    代人的成长，使20 世纪60 年代成为现代史上最深刻的变革时期——政

    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自此都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艾森豪威尔

    (Dwight Eisenhower)时代的美国人无法相信，四十年后他们的总统会

    可爱到让白宫发生那样的事情。这种演变仿若1789 年法国大革命给当时

    的欧洲所带来的影响。

    漂亮的肯尼迪夫妇让白宫前所未有地明亮了起来，全美国人都相信年

    轻的总统可以给他们带来光明未来。过了十多年平静生活的美国新一代，在经历了“猫王”艾尔维斯· 普莱斯里(Elvis Presley)扭动屁股的挑逗后，终于再也按捺不住激情，四个可爱的英国小伙子来了，《让我握住你的手》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抒情诗，像二百年前英

    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一样伟大。越战给了这些一

    直试图叛逆的青年一个借口，他们说这个国家机器不顾人民的死活，现在

    到了该让它停下来的时候了。他们通过游行与学生运动来直接抗议，也会

    用嬉皮风范所塑造的乌托邦来获得满足。

    有无数事物可以作为美国 20 世纪60 年代的标志，性、伯克利、越

    南、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LSD……但其中最没有争议的标志肯

    定是摇滚乐。正如美国文艺评论家莫里斯· 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

    在《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 )中所写的：“摇滚乐是六十年代的集团

    宗教——不仅是音乐和语言，而且也是舞蹈、性和毒品的枢纽，所有这一

    切集合而成一个单独的自我表现和精神旅行的仪式。”

    詹恩· 温纳(Jann Wenner)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今天的他已经站立

    在婴儿潮一代的领袖群中，与克林顿、斯皮尔伯格一样拒绝长大，一样依

    然如饥似渴地改变世界。1967 年，这个二十一岁的加州大学小伙被这种

    摇滚乐情绪感染后，决定退学来创办一本报道音乐及音乐所包容事件与态

    度的杂志。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已经来临，而音乐将是

    这个时代最震撼人心的标志。他迷恋的偶像——鲍勃· 迪伦、约翰· 列侬还

    有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才是像拿破仑或者拜伦一样值得尊崇

    的新时代英雄。

    詹恩· 温纳非常清楚自己是多么渴望成为他崇拜的这些人中的一员，他渴望生活在别人的议论与目光中，他的血管中的脉冲的确像滚石乐队主

    唱米克· 贾格尔(Mick Jagger)的尖叫一样缺乏规则，他对于暗淡无光的

    生活心怀怨恨。在二十一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屡受挫折，父母感情的破裂、亲情的淡漠给他带来了严重的挫折感。创办杂志这一举动或许有助于实现

    自己的野心，当然，他当时的确想不到几年后他真的会与这些大明星站在

    一起。今天，在詹恩· 温纳的纽约办公室内，摆满了他与迪伦、列侬、贾

    格尔，甚至与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的照片。在

    当时充满浪漫与激情的旧金山的一座印刷厂阁楼中(与《时代》的创始人

    一样，他也不得不选择了库房)，贫穷而才华横溢、极度渴望成名的詹

    恩· 温纳与同样年轻的同事们一起，在争吵与没日没夜的苦干中完成了第

    一期杂志，并将它取名为《滚石》(这个名字或许来自鲍勃· 迪伦的歌曲

    《像一块滚石》)。

    尽管三十年后骄傲的詹恩· 温纳会自我吹嘘说，《滚石》在推出第一

    期后即收到了良好的反馈。但是1967 年的旧金山的确充斥着一些音乐小

    报，詹恩· 温纳的惊世才华不可能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迅速表露出来。第

    一期《滚石》的印量是四万册，封面是温纳最喜欢的列侬，发行则是通过[知识众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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