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梁启超作《王荆公》(后名《王安石传》)，提到王安石新法中关于医学教育改革的情况说：“又于大学置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三百人为额。有方脉科、针科、疡科，考察升补，略如诸学之法……此荆公教育行政之大概也……观其有律学、医学等科，与经学并重，则是分科大学之制，实滥觞于是，其起原视英之阿士弗大学为尤古矣。”

    在梁启超之后，各种《中国医学史》教材及专著都提到这件事，有的学者还据此阐发王安石的医学教育思想。但是，经查存世的史料，包括王安石诗文和奏章，迄未发现有王安石本人提及过医学教育。王安石究竟与这一改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试对有关史实略作考查。

    王安石任相时提升太医局

    《宋史·选举志》载：“医学，初隶太常寺，神宗时始置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人，学生三百人。设三科以教之：曰方脉科，针科、疡科……崇宁间，改隶国子监……分科教导，纠行规矩。立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外舍二十，斋各置长、谕一人。”

    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文中有一处小差讹，即宋神宗时的医学教育并未列入太学(即国子监)，那是宋徽宗崇宁年间的事。宋朝医学教育早在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政时已经成立，宋神宗时“始置提举判局官”的意义是提升了医学教育的地位，亦即从原来从属于礼部太常寺的一项职能，变成一个有正式编制的机构，提升了级别。根据史料记载，这一改革正式实施于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任命知制诰熊本出任太医局提举，两位医官单骧和陈应之出任其副手 ......